“巴士底日”的意义,可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大

这篇文章是临时起意的产物。过了十几个法国国庆日,本来已经毫无感觉,何况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一切从简,更没有描述的必要,不过看到一些中文内容,觉得还是有必要写几笔。

话题的引子,是《国家人文历史》在7月14日当天推的公号内容,没有标题,就是这样一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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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内容是: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大革命矛头直指国王的权力,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思想所取代。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君主专制统治,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我虽然不是史学科班出身,但之前写博士论文时读过不少革命史著作,现在又在翻译奥拉尔的《法国革命:一部政治史》,所以对这段历史略有所知。从这种背景出发,《国家人文历史》这段话,乍一看“没毛病”,尤其符合我们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但其中有很多似是而非之处。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国家人文历史》并没有意见,相反还很尊重这本刊物。只不过它颇为典型地反映了两百年后跨文化语境中的一些误读。这种误读不是《国家人文历史》独有的,我在一些朋友的感想和认识中,同样看到了类似的逻辑。

简单来说,当历史沦为粗线条的风干物,不可避免地会遮蔽它原本的丰富之处,而历史的无数歧路,其实是在这个丰富细节中、而不是粗线条(所谓历史必然规律)中展现的。

 

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革命的爆发吗?

史学界通常认为,标志法国革命开端的,是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召开;甚至还有一些观点认为,此前两年1787年显贵会议召开,即意味着革命的开始,因为虽然显贵会议无功而返,但由此以降,召开三级会议不可避免,革命也就顺理成章。当然这种观点相对小众,属于学术化路数,但无论如何,攻占巴士底狱不是革命爆发的标志。

 

为什么会爆发攻占巴士底狱这一事件?

原因当然很复杂,简单来说(可见总归不免一定程度的粗线条),当时三级会议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但进展非常有限,民意开始焦躁;而导火索事件是被外界视为改革派标志性人物的财政总监内克尔7月11日遭到国王免职,这加剧了街头骚动程度,在发生若干起小规模的街头抗议和镇压之后,攻占巴士底狱成为街头暴动力量的一次大汇合。可见,其中固然有必然因素,但内克尔被免职(他不是第一次被免职,更体现出国王的朝三暮四)是其中极为重要的诱发因素。

 

革命矛头指向国王权力了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似是而非的笼统判断。如果以攻占巴士底狱作为“革命矛头”来说,它当然有反对“绝对王权”或者“专制王权”的一面,但需要注意的是,“绝对/专制王权”和“王权”是两回事,巴士底狱可以作为前者的象征被痛恨,但从知识分子到街头民众,当时几乎没有人反王权(除极个别人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所谓“专制王权”,往往被称之为“大臣专制”(despotisme ministériel),换句话说,颇有点中国式的“今上圣明,惜乎误听谗言”的意思。

按照奥拉尔的考证,在攻占巴士底狱期间、乃至此后相当长时间里,王权的合法性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法国人仍然在为路易十六虔诚祈祷,“共和”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辞极少有人公开提出,即便有人胆敢提及,也会立刻遭到舆论和革命阵营中绝大多数人的斥责。

在奥拉尔看来,革命矛头不但没有指向国王权力,而且当时王权甚至面对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投身拥抱革命,同底层民众结合,直接打穿贵族体制,以王权引领革命进程。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后来“波拿巴主义”的路数。但以路易十六的见识和他所受的王室掣肘,这种历史格局对他来说实在太难想象。

同样,所谓“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其实当时法国人根本不知其为何物。最早在法国提倡共和的小团体成员,按奥拉尔的说法,沙龙里的一张长沙发就能坐下。在很长时间里,他们一直处于势单力孤的状态,连罗伯斯庇尔这样的革命领袖,非但不是其同道,反而经常严词批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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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

 

 

攻占巴士底狱带领法国走向共和了吗?

从长时段角度来看,二者当然有关联。但从具体的历史情境来看,很遗憾,并没有。

如上所述,攻占巴士底狱发生于1789年7月14日,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法国政治生活的重组一直是围绕王权进行的。甚至在1791年6月发生震惊全法的国王逃亡未遂事件之后,议会仍然为国王开脱,1791年宪法也仍然是一部君主立宪制宪法。

但逃亡未遂事件给路易十六的威望带来沉重打击,从那之后,王权其实已经摇摇欲坠,无论是议会还是民众,对国王拂逆其愿望的行为越发难以容忍,因此当后来国王按照宪法行使否决权,拒绝惩处反抗派教士和流亡贵族,激化了同平民的矛盾,这引发了1792年8月10日事变,民众攻入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六向议会寻求庇护,被暂时停权,后来又被发现同外敌有秘密书信往来,由此踏上断头台之路。

直到1792年9月,也就是“巴士底日”之后过了两年三个月,法国才最终建立共和。

frc b82cf5604531ee69cd290e24578aae02攻占巴士底狱

 

 

所以,我究竟想说什么?

一、历史是一个连续发展的链条,但环环相扣之间,有很多偶然因素。所谓“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攻占巴士底狱当然造成了立即的后续效果,但在多大程度上能支配后面的因果链条,需要谨慎态度。过于粗线条的历史风干物,某种程度上会强化所谓的“辉格史观”,即迷信历史演变的逻辑,用现在的标准来评判过去。

二、我甚至觉得,要论对于革命的步步推动,攻占巴士底狱固然是个炸裂般的瞬间,但其实质作用,未必有路易十六(在王室影响下)各种花式作死的作用来得大。路易十六当然是个通常意义上的“好人”,但日常伦理与政治伦理不同,评判政治人物的逻辑,要以他作为历史当局者起的作用来看待。我曾经也为路易十六的命运扼腕叹息,但后来明白,历史悲剧的情节可能是很无情的,所谓好的政治家,标准是可以避免最坏的结果,而不是让人空洒一掬热泪。

三、法国政治文化中有追求grandeur的一面,可以理解为伟大、荣耀、光荣等等(凯旋门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象征)。当然这不是法国的独创,古罗马也有这种文化(这也是为什么法国革命者总拿自己和古罗马比附),或者说是人类政治文化的固有物。当“巴士底日”成为一个享用历史grandeur的符号,会激发人性中的“刻奇”(Kitsch)一面,强化自我感动、体验一种虚假的崇高之情。尤其是将自己代入到这种虚构语境之中,与别人共享这种自我感动。其实不管是某广场上的升旗仪式、还是黄浦江边的焰火、或者法国“巡逻兵”特技飞行的彩烟,充其量只是风景而已,把自己代入其中,“永远爱国、永远热泪盈眶”的样子都很蠢,不管哪个国,重要的是意识到你自己作为个体、作为“有思想的苇草”的存在。

四、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不一定就能修成善果。攻占巴士底狱之后的杀戮已经预示了这一点。这样说不是为了鼓吹“告别革命”,而是提醒:当你醉心于置身一场伟大历史运动之中的时候,要做好心理准备,它完全可能会走到同你预期相反的方向上去,勿谓言之不预也。

五、真正意义上的“共和”是一个极难达到的均衡状态。它的反面不是有形的王制,而是一种权力的恣意状态。无论是法国还是中国,为争共和都花费了漫长的数代人时间,从法国攻占巴士底狱的炮声,到第一共和肇造(1792),到第三共和敲定大势不可逆转(1875-1877),中间几经复辟与革命,花了八十多年时间。而我们要驶出历史三峡,花的时间恐怕也要超出唐德刚先生的预期吧。“保卫共和”不仅是19世纪末法国的时代议题,也是中国清末民初的重大命题,直到今日仍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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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容原创作者为 龚克,首发于 “塞纳风云录”公众号,本站经原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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