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权力总会损害法国社会党?
作者:宋迈克  发布时间:14/08/2017   浏览次数:2618

本文转自欧罗万象(微信IDEuroScope) 

发表日期:2017710

 

 

在2017年的选举中,以革新姿态出场、号称超越左右的年轻人马克龙当选总统、又在议会选举中拿下绝对多数,彻底打乱了左右对立的政坛格局,将传统的左右大党挤向边缘。除了民意对政坛老面孔的摒弃之外,传统左右政党的颓势都有各自的历史逻辑。深入挖掘这些历史逻辑,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正在上演的政治重组的背景,对马克龙带来的变革的深度与局限有更清晰的认识。

 
本文回顾了此前几十年里法国左翼的中坚力量——社会党(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自1905年成立以来的历程,为理解当今社会党面临的危机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材料。通过对一个多世纪以来重要时刻的归纳串联,作者展现了社会党与行使权力之间的纠结关系,勾勒了社会党在话语层面上的激进传统和实践层面上“羞耻的改良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篇关于20世纪法国左翼史不错的科普短文。
 
 
 
概要
 
社会党由激进变革的理想支撑,一旦执政又须服从现实原则。历史学者Marc Lazar认为,社会党要走出危机,必须解决这一矛盾。
 
采访人:Catherine Vincent
《世界报》思想版 2017年5月19日
 
正文
 
寻求决裂的党还是执政党?这一从未解决的张力正让社会党面临解体威胁。历史与政治社会学教授、巴黎政治大学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LUISS,位于罗马)政府学院主席Marc Lazar曾是《统一社会党:历史与后世》(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3)的作者之一。在这次访谈中,他回顾了社会党痛苦面对行使权力的主要历程。
 
曼努埃尔·瓦尔斯[1]最近宣称:社会党死了。是这样的吗?
 
我个人会更加谨慎。社会党正在经历的危机十分棘手,不过它也有过其它前例。在第五共和国下,社会党人每次掌握政权,随之而来的张力都会带来选举失败。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第一任期(社会党输掉了1986年议会选举[2])、第二任期(1993年议会选举的惨败[3])、2002年总统选举时利昂内尔·若斯潘被淘汰[4]未能进入第二轮……很明显,行使权力总会让社会党陷入巨大的困难及痛苦的内部纷争之中。
 
这些困难在弗朗索瓦·奥朗德的任期内是否有所加剧?
 
问题因一些情况而被放大了。首先是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的言行差距。勒布尔热讲话[5]中的名句“我的敌人是金融业”很快便与政府新的亲企业经济导向相抵触。
 
然后是欧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党几十年来一直有分歧。弗朗索瓦·奥朗德曾宣布他将就预算稳定协定进行重新谈判以扭转紧缩政策。但这并没有实现,而这一失败将社会党内部在这个议题上的分歧暴露出来。早在2005年欧盟立宪公投[6]时,这一分歧就已经形成。
 
还有第五共和下的总统职能问题,这对一个议会民主传统的政党[7]来说是个棘手的议题。是坚决地以垂直的方式执行这一职能,还是相反,引入更多水平性,根据伯努瓦·阿蒙[8]的提议向第六共和迈进?“正常总统”奥朗德在两者间犹豫不决,使得社会党的内部纷争再度展开。
 
最后是恐怖袭击引发的围绕取消国籍[9]这一议题呈现出的分裂。两种流派针锋相对:一派强调国家权威,主张以无情镇压的逻辑应对恐怖主义;另一派认为也应当追问为什么一些法国人可以引爆自己伤害祖国。
 
总的来说,法国社会党与行使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痛苦?
 
首先要说明,从1905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创立以来,社会党所遭遇的种种危机并不都与行使权力相关。比如1920年共产党的分立[10],这是一个价值上的冲突;1934年一些新社会党人[11]引发的危机,这些人随后投向了维希政权;1930年代末的和平主义问题[12];1950年到19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13]……但社会党确实存在着一个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自创始之初,社会党就一直在两个不可调和的目标中左右为难:一边是与资本主义决裂,另一边是投入执政政策——也就是市场经济中。
 
学者Alain Bergounioux和Gérard Grunberg曾将这种张力、这种“掌权的漫长悔恨”充分理论化。相比于法国其他任何政党,社会党面对的这种在激进变革理想和执政现实间的矛盾更加显著。社会党人已不再是革命派,但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想法在他们中仍然根深蒂固。这种想法也正是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所主张的,他强调进行强有力而非渐进改革的必要性。
 
对于社会党人来说,权力问题就是一场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十分艰难、十分痛苦的对抗。
 
这一张力贯穿整个社会党史。1924年“左翼联盟”时,社会党人决定不加入激进党人的政府。1920年代末,莱昂·布鲁姆提出了他那著名的“夺取权力”与“行使权力”间的理论区分[14],他指出,社会党应当在一个联盟政府中承担起理性行使权力的责任,并将革命实验推后至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功夺取权力之后,也就是在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时。
 
这一张力在1936年人民阵线时期再次强力爆发: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一系列社会领域的进步[15]后,党内左翼只将其视为开端,而党内右翼则认为不应走得更远。还应当举出1947年到1951年冷战期间的例子,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当时与共和人民运动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联盟[16],以对抗被他们视为极端主义的两股力量:一边是戴高乐主义者,一边是共产党人。这次中间派政府的经历让社会党人留下了长期的怀疑,因为他们认为这段时期并未实现什么社会领域的胜利。
 
这种独特的张力最后一次大幅彰显是1981年:在第五共和下,社会党第一次掌握了权力。他们展开了宏大的国有化纲领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两年之后却在“紧缩转向”中折戟。
 
如今,法国社会党明确主张改良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革命,它已经从一种“羞耻的”改良主义走向了敢于承担的改良主义。但在强硬改革和渐进改革的支持者间的张力仍未减弱。在党内左翼,伯努瓦·阿蒙的纲领就自称是一份执政纲领,它之中却包含一些激进措施。
 
在社会党内部乃至在欧洲范围内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党派中,马克思主义文化还存在吗?
 
无论是身为反对派还是执政党,寻求决裂的党还是行使权力的党,这种张力远不局限在法国,它一直作用于欧洲的社会主义党派。它的根源的确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危机、工人阶级的主导角色、革命式的断裂。
 
在19世纪末,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便是这种理论的拥护者。那时的典范政党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全欧洲的社会党人都来观摩他们。这是一个围绕工人阶级而组织起来的强大政党,在俾斯麦威权之下的德国,它并未掌握权力,却在社会生活中和理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1890年代中期,德国社民党发生了第一场重大辩论,人称“修正主义论战”。论战双方是两个政治人物、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做出的一些预言并未实现,因此应当放弃革命理念而迈向更倾向于改良主义的逻辑。而考茨基与之相对,捍卫马克思主义信条与革命理想。辩论的官方结果是考茨基获胜,但事实上,德国社民党从那时起便开始向改良主义方向转变。
 
在马克思主义者与欧洲社民党人之间的重大决裂发生在1917年。在俄国获得权力的列宁自恃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掌门人,并认为社民主义已经蜕变,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场冲突将左翼分成了共产主义者和社民主义者两大阵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里左翼的历史走向。
 
在法国,1920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多数成员加入了共产国际。在这一背景下,莱昂·布鲁姆在图尔大会上说出了那句名言:“必须有人留下来看守老房子。”但事实上,布鲁姆本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主张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以后了。而作为旗帜的德国社民党也是到1959年的巴特哥德斯堡大会[17]上才真正抛弃了原来的革命信条。
 
这一转向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便不再是欧洲社民党的精神支柱了,但它在左翼内部仍然根深蒂固,无论他们是否掌权。
 
在法国,1946年到1969年间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主席居伊·莫莱一直推崇马克思主义文化,而密特朗本人也在1960年到1970年间的政治背景下皈依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危机这些信条已经日渐被丢弃,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欧洲社会党人仍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读社会现实的道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这些政党才开始经历另一场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辩论。
 
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呢?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是由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它旨在建立一套位于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中间的政治哲学与经济学。这一理论在美国由比尔·克林顿(1993年至2001年任美国总统)、在欧洲由托尼·布莱尔(1997年至2007年任英国首相)首先落实,随后又被德国社民党人格哈德·施罗德(1998年至2005年任德国总理)实施。
 
“第三条道路”的想法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已发生改变,全球化已不容忽视,它造成了不平等但也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就是说,应当与某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和解,为个人而不再是社会阶层创造机会。
 
因此,教育与培训便十分重要——这是托尼·布莱尔在1990年代的重大主题——它们是促进机会平等、帮扶弱势阶层的唯一手段。而弱势阶层也不再局限于底层阶级,而包括了遭到全球化创伤的新兴中产阶级。
 
这一演变在欧洲社会党人中激起了一场重大辩论,其规模可能是伯恩施坦与考茨基的辩论后最重大的。
 
这场辩论为政治格局带来了多重后果:左右对抗日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野;中左派成为乐观主义的代理人;国家的角色在缩减;社会权利开始与义务和个体责任同行……所有这些因素都强烈撼动了所有社会党和社民党。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认同了这些主张,而最显著的例外便是法国社会党了。
 
为什么法国社会党会拒绝变革?
 
因为第三条道路借鉴了许多自由主义的因素,这种“社会自由主义”在法国左翼中不被接受,至少在官方层面是这样。事实上,当法国社会党人掌权时,他们也试图采取这种政策。但他们口头上不承认,他们又一次处在了一种羞耻的改良主义之中。
 
这里首先有一些历史原因:1990年代末,当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辩论热火朝天时,1997年至2002年执政的若斯潘政府是由一个联合了法国共产党和绿党的多元左翼支撑的。策略上说,不可能走向这“第三条道路”。
 
然后是文化上的原因:在法国左翼内部,第三条道路被视为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自由主义。从文化自由主义上说(捍卫个人自由),社会党是进步派的,但经济自由主义对他们来说更难接受。事实上,法国有一种从君主制历史中继承来的强大的国家文化。
 
最后,第三条道路意味着摆脱左右分野,这对全体法国政界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一分野正是由法国发明,是根据1789年制宪议会中不同政党的方位决定的。这一至高无上的分划被历史学家René Rémond归为summa divisio[18],它对思想、文化以及政治行为起着建构作用。
 
在第五共和下,两轮多数选举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分划。即使左与右之间的分野在经济问题上已经越来越难以捕捉,但在选举时,这一分野便又会强力出现。而如今马克龙所打乱的也正是这一分野。
 
在采取了第三条道路的国家中,这条道路的结果如何?
 
如今,所有社会自由主义的支持者都清楚:第三条道路并不能带来奇迹。在大多数采纳它的国家中,第三条道路的确降低了失业率。但代价是加深了不平等,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个情况进一步加剧。
 
结果,这些政策如今不仅遭到异议,也再无法保证主张它们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在意大利,马泰奥·伦齐领导的民主党受到了来自五星运动的严峻挑战。
 
全球化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动荡的历史阶段,整个欧洲左翼都陷入了危机。所以说,问题并不只在法国出现。但相比于其他社会民主党派,法国社会党出于对变革的拒斥而在智识建设和理论工作上更加欠缺。这可能是如今威胁社会党存活下去的最重要因素。
 
法国社会党的未来会如何呢?
 
社会党出在极为严峻的情形中。1971年埃皮奈大会[19]上,弗朗索瓦·密特朗控制了当时全新的社会党,从那以来,社会党的重要能力便是能够将不同派别团结在一项计划周围。
 
而这一机制最近彻底崩盘了。弗朗索瓦·奥朗德的任期表明,可能真的就像曼努埃尔·瓦尔斯说的那样,存在两种“不可调和”的左翼。
 
法国左翼如今可以比作一个有两极的磁场:梅朗雄一极和马克龙一极。社会党被这两股对立的力量拉扯,它的中间派正在削弱,而它本身正是一个被中间派领导的政党。
 
社会党能否走出这场危机?如果它还想继续生存,就必须从根基、身份及战略上全部重新建设。必须对从1981年起行使权力的经历展开清算。上一个总统任期后,社会党人不能再回避这场信仰上的审问了。只有这样,他们中的一些人才有可能“看守住老房子”。
 
[1]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曾是社会党重要人物、“第二种左派”的代表人物。2001年至2012年他担任埃夫里市(Évry)市长,2002年至2012年里是两届埃松省(Essonne)议员。瓦尔斯是奥朗德在2012年竞选时的公关负责人,是奥朗德团队最核心的成员之一。奥朗德当选后,瓦尔斯出任内政部长。在2014年3月底的政府改组,瓦尔斯成为总理,直至2016年12月初。他担任总理期间,推行了包括马克龙法案、埃尔-库姆里法案在内的一系列旨在放松对行业管制、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立法,被认为是社会党内右倾路线的代表人物,也遭到了党内左翼的抨击和抵制。2016年底他投入为2017年总统选举进行的左翼初选中,并在进入第二轮后败给社会党内左翼的代表人物伯努瓦·阿蒙。他在2017年4月宣布不再支持社会党的官方候选人阿蒙,转而支持“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在马克龙当选为总统后,瓦尔斯表示希望以“共和国前进!”名义参选议员,并声称“这个社会党已经死了,它已经在我们身后了。”。“共和国前进!”方面并未答应瓦尔斯,但决定不在他的选区推出自己方候选人。在2017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瓦尔斯以“总统多数”候选人的名义参选,在第二轮中以极为微弱的优势战胜激进左翼候选人(后者对计票过程有异议,并已向宪法委员会提出申诉)。在议会中,瓦尔斯最终离开社会党,选择了“共和国前进!”党团的联盟议员(député apparenté au groupe «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的身份。
 
[2] 1986年议会选举中,社会党获得212席,输掉了多数;而右翼得到286席,成为议会中最大派别。当时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七年总统任期还有两年才结束,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总统和议会多数来自相对党派的情况。随后,密特朗任命来自右翼的雅克·希拉克为总理,史称“第一次共治”(première cohabitation)。
 
[3] 1993年议会选举中,社会党仅获得57席,较1988年时的275席大幅降低了200多席。在腐败丑闻、经济停滞、失业高涨背景下的这次惨败规模对社会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随后,爱德华·巴拉迪尔被任命为总理,法国进入“第二次共治”。
 
[4] 1997年,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领导由社会党、法国共产党、绿党等左翼党派联合而成的“多元左翼”(Gauche plurielle)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成为总理,开始了“第三次共治”。在2002年总统选举中,多元左翼中的各个党派纷纷推出各自的候选人,左翼选票大幅分散。在这一背景下,若斯潘在4月21日的第一轮投票中得票16.2%,排在极右翼候选人让-玛丽·勒庞的16.9%之后位居第三,意外被淘汰出第二轮。这一结果当时令全国震惊,若斯潘也在当晚宣布退出政坛。在第二轮中,希拉克以82.2%的绝对优势战胜勒庞,连任总统。
 
[5] 2012年1月22日,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在巴黎北部的勒布尔热市(Le Bourget)的集会上发表了他第一次重要的竞选演说。在演说中,奥朗德采取了社会党内左翼的话语和部分主张,成功激起了听众热情,为自己的竞选营造了气势。勒布尔日讲话中最有名的一句是:“在这场战斗中,我来告诉你们谁是我的对手,我真正的对手。它没有名字、没有面孔、没有党派,他从不报名参选,因此从未当选,但它却在执政。这个对手,就是金融界。”奥朗德任期内采取亲企业的右倾政策时,左翼力量时常拿出这句话谴责他背叛了竞选承诺。
 
[6] 2005年欧盟立宪公投中,法国民众以54.7%的票数否决了《欧洲立宪条约》,引发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挫折。当时,支持和反对《条约》的力量在左翼和右翼内部都有纷争。社会党通过支持者投票确定了支持《条约》的官方立场,时任第一书记的奥朗德是公投造势时社会党支持方最主要的代表,而党内左翼的蒙特布尔、梅朗雄以及党内右翼的瓦尔斯在当时都站在反对一方。
 
[7] 社会党的前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SFIO)成立于1905年。当时是法国的第三共和时期,实行议会制。直到1958年戴高乐重新出山、法国进入总统权力强大的第五共和国之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直是议会中的重要力量。相比于随着戴高乐主义而构建起的法国右翼,社会党更具有议会传统,内部流派及纷争更加显著,而领导人物的权威则不如在右翼政党内那样绝对。
 
[8] 伯努瓦·阿蒙(Benoît Hamon),2017年总统选举社会党候选人。他在2017年1月的左翼初选中意外战胜之前更被看好的前总理瓦尔斯和前经济部长蒙特布尔,成为社会党的官方候选人。他的竞选主张包括无条件普遍收入、对机器人征税、迈向削减总统权威的第六共和等等。阿蒙在竞选后期逐渐被自己右侧的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和自己左侧的激进左翼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夹击,票数不断分流;在社会党内,阿蒙也遭遇了包括瓦尔斯在内的党内右翼成员的“背叛”:后者选择抛弃阿蒙转而支持马克龙。最终,阿蒙在总统选举第一轮中仅得票6.4%,排在第五位,是70年代以来社会党候选人的最低成绩。
 
[9] 关于取消国籍(déchéance de nationalité)的讨论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曾给社会党带来了深刻的割裂。在2015年11月法国遭遇规模空前的恐怖袭击后,总统奥朗德在上下议院联合组成的大会面前宣布要进行修宪,使得因涉恐罪行而被判罪的双国籍者的法国国籍得以被取消。这一表态激起了左翼内部的极大争论,反对者认为这一最初来自于极右翼的主张违背了共和精神,将会制造针对双国籍者的法律不平等,且对打击恐怖主义并无实效。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托比拉反对该提议,并最终辞职。几个月的争议后,面对左翼阵营的重大分裂,奥朗德最终放弃了这一提议。在2016年底,奥朗德曾表示自己任期内“唯一的遗憾”就是提出了取消国籍:“我以为它可以让我们团结,结果它让我们分裂。”
 
[10]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时,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选择加入了支持战争的执政联盟“神圣联盟”(Union sacrée),但在战争的持久和残酷面前,党内的和平主义反战势力不断发展并渐渐成为多数;1917年俄国革命也给法国社会党人带来了新的期待,社会党人内部也出现了“改良派”和“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分歧。在1920年的图尔大会(Congrès de Tours)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大部分成员选择加入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了共产国际法国支部;而以莱昂·布鲁姆、儒尔·盖得为首的少数则选择留在第二国际(工人国际)。布鲁姆在图尔大会上曾有著名发言:“当你们奔向冒险之旅的时候,需要有人留下来看着这幢老房子。”
 
[11] 30年代中,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部分成员不满于拒绝加入政府的官方立场,他们批评布鲁姆等领导人的墨守陈规,认为新形势下的社会党人应当采取更积极的行动,通过规划(planisme)改造社会。这场“新社会主义”(néo-socialisme)运动在1933年一度导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发生分裂,“新社会主义者”另立新党。这些“新社会主义者”中有部分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选择了与纳粹德国合作,其代表人物马歇尔·德亚(Marcel Déat)是与纳粹德国合作的三个主要政党之一“国家人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populaire)的创立者,并曾在维希政府担任劳动部长。
 
[12] 30年代末,面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出现了态度分歧:准备战争并发展国防工业还是寻求谈判、坚持和平主义。后者批评布鲁姆是好战主义,要求召开国际和会,弥补《凡尔赛条约》带来的不公。在1939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大会上,和平主义代表人物保尔·佛尔(Paul Faure)获得了2200多支持,而布鲁姆得到了2800多。
 
[13] 面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和独立问题,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再度出现分歧。以总书蓟居伊·莫莱为首的领导层排斥阿尔及利亚独立,莫莱担任总理期间还曾加强在阿尔及利亚的管制与独立分子的镇压。而党内许多反殖民主义的声音要求和平对话,其中部分成员在1960年脱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另立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é,PSU),成为“第二种左翼”(deuxième gauche)的代表。
 
[14] 布鲁姆在1926年提出了“行使权力”(exercice du pouvoir)和“夺取权力”(conquête du pouvoir)的区分。他指出,“夺取权力”是社会党人的目标,是革命行动:在准备工作完成、条件充分的情况下,社会党执政并改变所有制。但是在这之前,社会党人也可以在选举中成为政府的领导党派时进行“行使权力”,这是在接受民主规则、议会制框架的情况下,在国家机构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诚实地”执政。这一理论区分回应了当时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希望更多支持政府、追求执政的右翼以及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左翼,保持了社会党的团结,并与图尔大会以后分裂出去的共产党人做出了区分。而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gouvernement du Front populaire)执政时,布鲁姆明确将这一执政经历视为“行使权力”而非“夺取权力”:因为社会党人并未独自获得议会多数,而“无产阶级政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加上共产国际法国支部)也没有,政府由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组成,并在议会中得到共产党人支持。布鲁姆因此在执政之初推行了一系列社会进步政策后,在后期向资方做出了让步,宣布改革中止。
 
[15] 由激进党人(les radicaux)、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组成的人民阵线在1936年议会选举中战胜右翼获得多数,随后的5月和6月中,法国全国爆发大罢工,要求更多劳工权益,工人对左翼政府抱有极大期待。6月,在人民阵线政府主导下,劳资谈判达成了马提尼翁协定(Accords Matignon),确立了工会权,大幅提高了工资。政府随后通过法案,建立了带薪假(2周)、每周40小时工作制(原先为48小时)等。人民阵线政府在社会领域的这些成就成为左翼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16] 1947年至1951年间,由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激进党人和共和人民运动(Mouvement républicain populaire,MRP)等中间派政治力量组成的联盟主导了法国政治,这一被称为“第三力量”(Troisième Force)的执政联盟将紧跟苏联、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党人和反对欧洲一体化、去殖民化、呼吁戴高乐出山的戴高乐主义者挡在政府之外。“第三力量”执政期间维持了法国在西方阵营中的地位,维护了第四共和体制。但在对内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上,来自左翼的社会党人和中右翼的激进党人、温和派一直有重要分歧。这一时期里的社会党人一直处在拥护民主制、反对共产党但又不愿让执政伙伴推行过于右倾的经济政策的矛盾之中。
 
[17]德国社民党于1959年11月15日在巴特哥德斯堡(今德国波恩)举行大会,批准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哥德斯堡纲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主要是这是社民党历史上首次放弃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引入此纲领的过程中,社民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以及长期作为该党意识形态核心的对资本主义的敌对观点,并寻求工人阶级的支持以获得更广泛选民如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支持。
 
[18] Summa divisio,拉丁文,意为“最高分野”。这个词汇常用于法律语境中,公法/私法或是合同责任/侵权责任的对立有时会被称为summa division。
 
[19] 埃皮奈大会(Congrès d’ Épinay)是社会党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次大会。1969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改名为“新社会党”(Nouveau Parti socialiste,NPS),战后一直担任总书蓟的居伊·莫莱退场,社会党开始重组。1971年,社会党在塞纳河畔埃皮奈(Épinay-sur-Seine)再次召开大会,将几股不同的力量并入党内,实现了大团结,这其中就包括弗朗索瓦·密特朗领导的“共和机制会议”(Convention des institutions républicaines)。密特朗本人在大会上当选为全新的社会党的第一书记,并确立了向左翼与法国共产党寻求联盟的路线。这一目标在1972年达成:社会党、共产党等联合签署了《共同纲领》(Programme commun)。向左寻求团结的路线为密特朗最终在1981年当选总统、社会党在70年代中逐渐压过共产党成为左翼第一大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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