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著名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汉语是我职业生活的全部”

 

2021年10月17日，法国国民教育部荣誉汉语教学总督白乐桑(Joël BELLASSEN)教授发布讣告，称著名法国汉学家Léon Vandermeersch/汪德迈先生于2021年10月17日凌晨在巴黎离世，享年93岁。

 

以下视频访谈由ASLC/ASIEMUT协会已故主席马克·保罗(Marc PAUL)先生创办的Cap33 Web TV/航向法国网络视频项目团队于2014年6月13日下午在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下属的“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完成采访拍摄。节目设计编导Jean Guy YANG(杨建钢)，摄像剪辑及后期制作Caroline GACHET-MAUROZ(卡罗琳娜·加歇–莫洛)，采访主持人Damien LORINET(达明)。

 

谨以此专题视频访谈向汪德迈先生致敬。

与此同时，也向使得这一珍贵视频资料得以实现并永久保存的、具有卓越远见的马克·保罗(Marc PAUL)先生表达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以下为视频专访的中文译文。

  

[Cap33 Web TV] 汪德迈教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您是最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之一，您精通中国儒学，您的学术造诣受到国际学术界的一致公认；您还为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法国汉语和汉学人才作出了贡献。您出色的职业生涯为法国学汉语的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榜样”。

 

所以，我们Cap33 Web TV/航向法国网络电视“汉语在法国”系列节目想特别请您对在法国学汉语与职业出路之间的关系作一个见证。

 

首先，能否请您为我们中文世界的网友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个人职业生涯？

 

 

 

 

 

 

[汪德迈教授]首先我要感谢您的开头介绍；但还是不要过于夸张，我觉得与我认识的所有汉学家相比我自己只是一个好学生而已。

 

然后，关于我的职业生涯，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的职业生涯一半是在远东完成，另一半在法国。

 

因为我的第一个职位是在1951年我完成学业的时候；噢，“我完成学业”，更确切地说是我给我自己的大学生生活划了一个句号，因为我需要养活自己，因为我当时已经结婚，而且有一个孩子；所以，那时我就开始了一个一直持续了40多年的职业生涯；在这40年时间中，大概有一半是在远东﹑东亚度过的，另外一半在法国；在远东期间，在中国的时间事实上很少。

 

我曾在中国到处旅行；但由于1948年中文毕业，而1951年就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那是一个去中国非常难的时期；我一开始就试图去中国，但只是到了1964年才成功。所以我先从越南开始；而我应当说明的是，如果说当时我很遗憾没能去中国，但回过头来看，我也庆幸曾有机会在它伟大的尺度中体验中国文化。

 

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尺度，而是它所曾经有过的作为整个东亚文明酵母的尺度，特别是我很高兴也曾有机会学习一点越南语﹑日语和韩语，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各种面貌；最后从1966年﹑1967年起，我回到了法国；可以这么说，我职业生涯的第二部分是在教学领域完成的，先是在埃克斯(Aix)，后来在巴黎。

 

[Cap33 Web TV]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汉语的？当时为什么要选学这一门语言？

 

[汪德迈教授]我是在1945年开始学习汉语的。我在1945年开学时进入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那时我选择汉语，是因为战争刚结束。我在12岁至17岁之间经历了德军占领年代。

 

那时候我18岁；我很幸运读到一部《汉语语法》书；这本《汉语语法》是由一位叫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的德国人编的；书的内容让我入迷。

 

这好比是一个全新的星球；因此，在学其它专业的同时，我立即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注了册。

 

我选了比较传统的法学与哲学课程；我之所以学过法学，那是因为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中文没什么出路；你应该学点别的东西，以便能够养活自己。”

 

因此，在修读我酷爱的哲学和我知道至少象人们跟我说的那样是保证家里能揭得开锅的最好办法的法学的同时，我选学了汉语，开始是出于对汉语语言的喜爱，然后从汉语又爱上了中国文化。

 

应当说明的是，在进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之前，我已开始跟一位中国朋友学了几课汉语课，那是1944年的事，也即从1944年春天起。自从那一刻起直至现在，我想恐怕没有哪一天是我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读中文的。

 

当然，我在远东度过了一些年头，特别是在香港；在那儿我曾生活在一个中国人家里；我不仅跟中国朋友说中文，这么说吧，即便是在法语环境下，即便在不与中国朋友接触的情况下，我还是很用功地至少钻研中文文献和中文阅读。

 

[Cap33 Web TV] 您当时在学汉语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汪德迈教授]开始时，也就是我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任何学习工具书。我们全部的工具书是一本由一个叫A. Debesse(华克诚)的耶稣会传教士编的小字典，《Debesse法华小字典》；这是一本对传教士的日常生活很实用的的小字典；就是用这本字典，老师们让我们读《孟子》的文章；那还只是在二年级的时候；瞧这速度还是很快；在二年级时，老师就把这些文章发给我们读了。一年级时，我们读的是一些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小文章，而且还是油印的；当时没有教材，也没有语法课。

 

甚至19世纪出版的那些语法书，都没有再版。当然，那是战后，没有太多能够容易得到的书籍；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每星期我们都有油印小资料，都是一些我们要学习的小句式；然后另一方面，从二年级起，我们有一份小报，这是一份巴黎中国移民的小报，叫《华侨日报》，我记得很清楚，它以小开本刊行，我们把它当作阅读资料。

 

因此，对我来说，主要的困难就是这个。学习工具书很少；当然课时也很少，因为每周只有6至7个小时，大概每两天有2至3小时课。对于一种真正的汉语培养课程来说，这是非常非常不够的。

 

[Cap33 Web TV] 能否讲一个和您当时学汉语有关的逸事或对您印象深刻的记忆？

 

[汪德迈教授]我可以给您讲一件轶事。这不是发生在我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读书的时候，而是后来的事儿。我在好几个国家任职，特别是在香港；因为那时我是年轻研究者，我曾在香港大学读过2至3年的研究生。

 

当时我曾经被我自己的法国老师Demiéville(戴密微)先生特别介绍给饶宗颐教授；我在听饶宗颐教授的课的同时还修大学的课程；大学的课程我记得是讲文学，特别是文选，也就是汉代以后的古典文学；饶宗颐教授在他家里给我开课，讲中文古文字学，因为是戴密微先生要求的，与此同时，我还听语言学校的课程。

 

当时有一所专门教外国人和英国公务员的语言学校，设在大学里，属于大学一部分；那儿的课比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好多了，我的意思是说强度更大。

 

我们每天上午都有课；整个上午单独跟一个老师上课；那个时候，我的老师是一位我一直保持很深感情的人，现在已去世了，但我还想起他还会激动，他叫汤象；他父亲是一位画家，一位相当有名的上海画家。汤象是香港大学语言学校的老师；我记得全亏了他，使我读到了一些令人着迷的作品；特别是我记得他让我读“浮生六记”；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我读了从来没有忘记；他有一种教我了解中国文化中的许多东西的非常了不起的方法，有时甚至是最具体﹑最平常的方法。

 

我记得的那件轶事是，我们偶然碰上一篇孟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孟子说对他来说最鲜美的菜肴是熊掌。汤象跟我说，“只要在香港餐厅找到熊掌，我一定带您去，我们去尝一尝这个菜。”几个月后–因为香港的餐馆并不是每天都有熊掌，他告诉我：“好，行了，有一个地方可以吃到熊掌”。我记得他把我带到那儿；但我觉得熊掌很不好吃，非常油腻：我没明白为什么这是孟子认为最鲜美的菜。

 

[Cap33 Web TV] 您是否觉得选择学习汉语改变了您的职业生涯？

 

[汪德迈教授]我只是想说选择学习汉语是一个决定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的选择；因为除了研究与中国相关的事外，我从来没有干过别的事情。

 

当然主要是从事教学，但也不只限于教学，也从事研究；当然，只说“也”从事研究可能还不够，因为毕竟我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发表自己的文章；我是想说自己撰写，学习汉语对我来说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因为这一开始就是我的职业路线；这是我喜欢的说法，因为从来没有变过。今天，回顾已过去的60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86年，假如算上我整个年龄的话，我感觉自己很幸运，花了一辈子时间来研究一种文化和一个国家，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迷人的东西，至少是在现代世界中。

 

我刚才说到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一个比中国变化更多的国家；在我所经历的中国历史上什么都能找到，既有激进革命派，也有在思考和博学方面最纯的思想，而且可以找到物质文化和精神道德文化的各种特征；所以，对我来说，中国的确是一个我赖以构筑全部生活的国家。

 

当然我也非常喜爱欧洲文化﹑属于我自己的法国文化，但我觉得曾经不断获得滋养，我的遗憾特别是觉得离能够真正深化一种象中国文化那样的文化所需的还很远；我感觉自己还是一个几乎刚刚起步的大学生。

 

[Cap33 Web TV] 您觉得法国现行汉语教学体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最大缺陷又是什么？

 

[汪德迈教授]我想现在的体制与我所经历过的体制的最大差别，是今天的大学生们真正地学习说中文，所以有一种以日常语言和口语教学法为基础的很好的方法；我自己曾有机会亲自体验这些方法的做法。

 

刚才我提到我在学校学汉语的时代没有任何学习工具，象语法之类的。现在则相反，有一些很出色的教学法，比如说白乐桑的教学法我觉得非常杰出，特别也都配备各种视听工具，而这一切在我那个年代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正面特点。

 

相反，假如说有些空白或缺陷的话，也是我感到遗憾的，就是现在愈来愈放松古典文化，因为作为鲜活口语语言学习发展的补偿，大多数课都与今日中国，也即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相关；当然，这并不是件坏事；

 

我认识一些非常出色的中国古代文化专家，今天还很年轻。我想换班是可以保证的；但是，对于那些把汉语当工作工具﹑不是象我那样试图通过汉语构筑职业生涯﹑而学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的企业里工作，或在法国与中国不仅做贸易，而且也从事技术的学生们，我想他们还是不应该忽略古典文化。

 

我应当说的是，我也在思村对中国国内的中国学生的教育培养，是不是应当提出同样的意见；不过，我自己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提出这一意见。我经常有机会与中国年轻人交谈，我对他们的有关自己文化的教育空白感到有点惊讶。

 

[Cap33 Web TV] 您想对正在或即将选学汉语的年轻学生说的一个最重要的忠告﹑建议或信息是什么？

 

[汪德迈教授]在我看来，首先是与中国朋友接触，并且通过与中国人交往来体验汉语学习；在我看来，这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他们从中不仅能得到更好的“知识”意义上的学术知识，而且也能得到许多满足。我想中国的人文主义–我在这儿并不在理论意义上使用“人文主义”一词，而是想说，在我交往的所有中国人身上都有一种人性，这是我能从我自己熟悉中国和中国人的经验中所得出的最美的东西之一。

 

[Cap33 Web TV] 您如何看待法国的汉语教学在未来法中两国关系，尤其是两国文化交往中的作用与地位？

 

[汪德迈教授]我想这很重要；我觉得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我进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那个年代，我经常说1945年10份开学时，我们只有13个注册学生；当时的老师是戴密微先生，他边朝天伸展双臂，边说道：“你们人太多啦！十五个人学汉语，将来怎么办呢？没有那么多的职位给这么多人。”

 

今天，我想大概有4万学汉语的学生，不仅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生，也包括在中学里，初中和高中，即中等教育层次的汉语学生。

 

我想这很关键，假如人们真的希望与中国有良好的交流，光通过口译翻译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很重要，我不要求人人都会说中文，但我认为了解汉语知识非常重要，它有助于透过报刊上每天的报道，深入到中文世界之中；新闻报道不是没有意义，但我想说它给予的有点是新闻时事泡沫，而不涉及事物的本质。

 

[Cap33 Web TV] 汪德迈教授，谢谢您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汪德迈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