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迈教授谈“雷慕沙与法国汉学”

本访谈视频由ASLC/ASIEMUT协会已故主席马克·保罗(Marc PAUL)先生创办的Cap33 Web TV/航向法国网络视频项目团队于2014年完成拍摄与制作

[问题一]在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语教席是不是偶然的？

我不觉得是偶然的。我想，要了解这情况，应当记住这第一个汉学教席是在拿破仑时代设立的。我想可能这也可以和人们经常在拿破仑回忆录里读到的“当中国醒来的时候，全世界将颤抖” 这一句话作某种关联。我感觉人们也许可以认为，由于拿破仑当时权力很大，任何不带拿破仑所希望给予的政治色彩的事都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我想在设立汉学教席背后应有一种政治原因，也就是说，使得中国成为当时整个拿破仑外交机构可以涉足的领域，以便提高拿破仑对世界的权威。当然，拿破仑以惨败告终，因为人们后来见到的却是帝国的陨落。但我觉得应该有一种类似的背后想法；因为实际上，中国被知识分子所了解为时已久，从16世纪末起，便出了利卖窦，所以，它本来也是有可能被设在别的国家的。但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拿破仑的意愿。

[问题二] 谁是雷慕沙？能否请您用几句话作一介绍？

对我来说，让-皮埃尔•阿贝尔–雷慕沙主要是一位出身于理科世家的人；他受的是理科教育，转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发生兴趣。而且他的一部分著述与矿物学有关，和纯文学相去甚远；另外，从他研究汉语这一语言的方法来看，人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征，这是一种受过硬科学学科训练的人所特有的特征，而与人们所想象的一般文科学科训练不一样。

[问题三] 在您看来，雷慕沙对法国汉语传播和汉学发展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我觉得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凭借他的博学，善于区分汉语语言的特性与几乎属于印欧语言整体的某种属性。这个词在他那个时代还不怎么流行，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但在他之前，耶稣会传教士和对汉语感兴趣的不同作者曾经试图把汉语与希腊语及拉丁语模式进行对比；对于文字，甚至还有人尝试把汉语文字与楔形文字作比较。而在雷慕沙看来，汉语是一种完全特殊的语言；我想他已经很好地强调了这一切；当然，它离很久后才得以发展的语言学研究的水平还是相差很远。

[问题四] 为什么法国被看作是“汉学之乡”？在您看来，是哪些因素促进了法国汉学的诞生和发展？

我想这与大多数耶稣会传教士曾是法国人有关。即便不是法国人的那些耶稣会传教士，也是在法国受的训练，是吧？我想十七和十八世纪关于中国的文字资料都是用法语写成的；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寄往欧洲的《书信集》大多数都是法文的。

[问题五]“法国汉学”的特征是什么？

我觉得法国汉学得分两个历史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大阶段来考察。首先是耶稣会传教士时期；十七十八世纪的汉学，也即古比尔(Goupil)神父，甚至比利时神父的汉学，以及大多数在中国的耶稣会神父的汉学；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唯一了解汉语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多少有点“卫道”的性质，因为他们试图，而且他们都致力于宣传信仰；因此，在他们的著作的背景里，总包含着这一点；尽管耶稣会传教士特征中有一点很有意思，即“本地化(inculturation)”，也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想法：如要使基督教思想渗入到一种文化之中，必须先从深入了解这一文化开始，而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然后，从十九世纪开始，正好也就是从雷慕沙的教席设立起，产生了我所说的“世俗汉学”，也即法国的大学汉学；可以说，一方面，有一种与那个时代欧洲的普通语言学发展同步的语言学上的努力，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法国汉学还是深受以宗教研究–特别先是佛教，后为道教–为轴心旧传统的影响。奇怪的是，大学汉学对儒学不怎么感兴趣；当然，它感兴趣的是经书研究，而大多数中国经书自然都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经典；它们是以经学研究的名义而被研究。但研究得最深的还是与宗教相关；例如，有马伯乐(Maspéro)或者沙畹(Chavannes)的纯文献学；也有比如我自己的导师保尔•戴密微(Paul DEMIEVILLE)；作为上一个世纪所有学术大家的继承人，他也对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史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在那个时代，马伯乐(Maspéro)也对道教特别感兴趣；道教作为宗教的研究起源于法国；还有葛兰言(Marcel Granet)也对社会学很感兴趣；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考察中国社会；不应忘记的是，社会学也是一门主要起源于法国的学科。

[问题六] 如果要列举 200年来法国伟大汉学家的几个名字的话，您首先想到的是哪几位？

我们谈雷慕沙谈得很多，他当然得算一个，我不能不提到他；但在我看来，在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汉学家是爱德华•毕欧(Edouard BIOT)；我还经常继续使用他的《周礼》的译文；这是一个技术性非常强的文本；它是一个关于前帝国时代制度的文件；因为这一文本包含许多改写，汉代所做的种种改动。

但这是一个技术性极强，也是很难的文本；我非常钦佩毕欧，他虽然从未到过中国，却能把一本如此重要的著作翻译得如此之好。

然后是一些大学者，我所想到的主要是20世纪的大汉学家；首先是伯希和(Paul PELLIOT)；第二是葛兰言(Marcel Granet)，第三是马伯乐(MASPERO)；伯希和主要是语文学家和文献学家，没写过任何专著，但对各种各样的书留下了大量丰富的批注和笔记，都发表在当时的汉学杂志上；至于葛兰言，当然我不是想说他比伯希和更强，但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葛兰言是最懂得中国社会的人，恰恰就是因为他以最深刻的方式发展了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借助于当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希腊拉丁时代的古代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他与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以及那个时代的大社会学家的友谊和学识交往很密切。

在伯希和﹑葛兰言和马伯乐以外，还有就是我自己的导师保尔•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我当然对他非常怀念，因为他代表一种非凡的精神，是一个学识渊博，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对汉语﹑梵语的了解非常非常出色，象俄语﹑德语﹑意大利语﹑法语等欧洲语言就更不用说了；他真的象一部百科全书。

[问题七] 对您个人来说，中国和汉语意味着什么？

对我来说，中国主要是一种文化。中国令我着迷的是文化的历史。我想今天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们，大多是出于一些政治的经济的考量；我不说我对此不感兴趣；我当然关心中国的时事；而且我1944年就开始学习汉语，我亲历了国民党的倒台，毛主义的开始，人民公社年代；没有任何国家象中国那样经历了那么多的危机和转变。但是，对我来说，尤其是我对中国的兴趣的目的所在，特别是中国让我喜欢的，是它的文化；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文化；当然在我看来，如果不了解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就不可能真正进入这种传统文化。我尤其是通过我的所有中国朋友的人文个性，我才感觉到深入到了中国的古代文化。

这也是与雷慕沙的汉学的重要不同之处：19世纪的汉学家都是阁楼里的汉学家，图书馆里的汉学家，他们的博学自然令人钦佩，但他们的方法与我所经历的不一样；我主要是通过我结交的所有中国朋友获得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