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的核威慑理论与普京的核威胁*
“我研究战争的目的不是希望发生战争，
而是为了了解战争，为了和平。”
—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俄罗斯侵入乌克兰的战争仍在进行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甚至西方世界）发出了几次核威胁 : 普京下令将俄罗斯的核打击系统调至高度戒备状态……
在这个时候学习和重温阿隆半个世纪之前关于核威慑、核战略、核战争以及核外交等论著，显然具有许多参考价值和现实启发作用……
*本文由纽约《当代中国评论2022春季刊》及作者授权转载。
**作者杜声锋先生曾经在欧洲和亚洲地区担任数家跨国公司高管数十年；目前为旅法自由学者。
自2月24日俄罗斯正式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来，战争目前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期间，2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将其国家核打击力量全面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另外，开战的当天，俄罗斯军队强行攻下和占领了已经被废弃并封存多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电站目前处于不正常的维护状态）；还有，俄军不断地对乌克兰几座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发起了几轮攻击，但目前还没有落入俄军手中。至少这几件大事与核武器、核危害、核威慑是直接相关的。
本人上世纪80年代在法国学习时，曾经读过不少法国著名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的著作，但当时读的主要是他关于历史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书，对于他关于外交、战争方面的著作一略而过了。由于这次俄乌战争，头脑中自动出现了雷蒙·阿隆关于战争的著述尤其是他关于核战争方面的有关论述。近日专门花了一些时间重新详细地读了他的有关书籍，深深感觉到他的许多论述，对理解世界目前面临的核武问题尤其进行中的俄罗斯核威胁以及可能由此引起的核危机，是有极大的现实参考价值的。所以，特地把学习心得整理出来，以与朋友们分享。
一、核时代的战争与以前战争的区别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市和长崎市各投下一枚‘‘小男孩’‘和‘‘胖子’‘原子弹，立马造成二十多万民众的伤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从而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及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释放的能量分别为约等于1,3吨和2,2吨的TNT烈性炸药，爆炸范围和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如下（II , P.410） :
70多年后的今天，一颗10万吨当量的氢弹爆炸半径为3,2公里，杀伤面积大约为23平方公里；一颗100万吨当量的氢弹爆炸半径为7公里，杀伤面积大约为150平方公里；1000万吨当量的氢弹爆炸半径大约为15公里，杀伤面积为700平方公里；1亿吨当量的氢弹爆炸杀伤面积大约为3200平方公里。纽约面积为近800平方公里，人口1900万，只需要一颗千万级氢弹就可以瞬间将它毁灭；大巴黎11000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几颗千万级的氢弹集中投射到人口密集区域就会使它顷刻间消失绝大部分。上亿级的氢弹，只需要一颗就可以使世界几乎一半的人口死伤，把大半个地球夷为平地，也有可能把地球炸穿一半。世界上目前总共有上13000多枚核弹头，当量最大的为2500万吨，最小的为10万吨，几乎可以把整个地球住人的地方炸好几遍。美国和俄罗斯各有6000枚以上，占世界总量的90%以上。
（有意思的是：阿隆在书中提到，六十年代初周恩来曾经预测说，如果美苏两国大打核战，核战之后英国人法国人可能各存活下来几百万人，美苏各有几千万人存活下来，中国则有几亿人可以存活下来（II, P.405）
所以，自从有了核武器，人类所面临的战争威胁的强度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都更具毁灭性。几千年来，人类武器的威力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终于”由量的积累一跃而达到了质的变化” (II, P.601)。
下表表说明核毁灭之后进行重建所需的大致时间（以1970年代为背景进行的估算） :
核弹爆炸发引起的辐射（现在的氢弹辐射较小）以及对环境造成的整体性的巨大破坏，也可能导致劫后余生的人们所生的后代发生畸形、基因突变等症状。阿隆问到：“难道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指责他们的祖先们是疯狂好战的野蛮人吗 ? ” (II,P.602)
“核弹的诞生，引入了全新的概念，改变了原有的概念。威慑观念成为了中心概念… 以前在政治–战略中占主导地位的力量评估观念被恐怖平衡观念所取代”（I, P.112）
人们对战争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的感知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此短时间之内造成如此多的人员伤亡与较长时间内造成同样多甚至更多的人员伤亡相比给大众造成的感觉和心理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二战期间苏联5年时间死亡了2660万人，与广岛和长崎分别在几十分钟之内伤亡几十万人相比，后者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冲击是更大更强的。核弹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战争引起死亡所产生的认知和心理投射，部分西方人甚至认为这可能就是圣经所说的世界末日吧。
从战争的得失上说，人们也不再认为核战后有彻底的赢家了，即使所谓的赢家最终也是破烂不堪的输家，因为，“一场外交冲突带来的得与失，与使用核武器互相攻击造成的成本之间是如此的不成比例，以至于使数量的计算变得毫无意义” （IV, P.599）；核战争超越了人类的可承受度，使战争本身变得十分荒谬，使一切所谓的胜利变得毫无意义可言（I, P.115）。
虽然人类的核战争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关于战争的名言即“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继续”，但是他的另外一句名言即“真正的战争的本质和目标是绝对的战争（guerre absolue）”在核战争的条件下已经变得不可能了，除非交战双方同时选择同归于尽（I, P.119）。
不过人类历史发展吊诡的是 : 阿隆认为并预测，即使当年没有德籍犹太裔科学家Hans Berthe和Robert Oppenheimer等人由于纳粹的迫害而移民美国研发制造出了原子弹，其他人早晚也会研制出来；而且，即使人类没有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大规模杀伤核武器，人类迟早也会研制开发出具有同样杀伤力的生化学武器（现在仍在流行中的新冠病毒是否是其中之一呢？普京不是又开始用生化武器威吓了吗？）。所以，人类永远面临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危害与困境。
二、核威慑的战略与本质
歌德在 « 浮士特 »中写到：一旦放出了魔鬼，我们就很难将它收回；人类只能与魔鬼打交道和进行交易了；人类对核武器的宿命也只能如此。
人类发明和制造这么个玩意，又不能当饭吃，更不能轻易动用它，那这个劳什子有何之用呢？答：有；给自己壮胆、威吓别人。
由于核武器短时间之内巨大的杀伤力，它本身就有不露而威、镇山压虎的功效，70年之后人们对广岛和长崎上空的那两朵巨大的像天空的穹顶一样的蘑菇云仍然记忆鲜亮，历历在目。
对于拥有庞大核武器库的大国们来说，不敢轻易动用核武是基于以下几个事实和考量：
1：核武器（含核设施、运载工具等）的非脆弱性（invulnérabilité），即不能指望敌方的硬件出现问题而获得核力量上的优势；
2：只要敌方的核武器达到一定的数量和成熟度，较强大的一方就无法先发制人，稳获胜券，因为只要被打击方不是被一次性拍死而而仍然具备一定的核反击能力，同样可以给发起进攻方造成几乎同等程度的毁灭，最终可能胜负难分（是否互相毁灭就好不说了）。所以，对于以自卫为目的的拥核国家来说，保有一定数量的核武器就够了，数量的水平定在能够让潜在的攻击方知难而退为佳，在这个水平点上“各方找到了一个平衡，即每方都有能力给对方造成不可忍受的摧毁” （I, P.115）
当然还有其他诸多不敢轻易动核的原因（见下文）。
那么什么是核威慑战略呢？
阿隆说：“我们所说的核威慑战略就是通过威胁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阻止敌方采取这样的行动” （I, P.115）。
从策略（tactique）上说，威慑战略基于对以下几种“罪与罚”(crime et châtiment)情况的权衡和把握（这里的”罪”是指动用核武器大规模杀伤人类之罪）。
阿隆把罪与罚的关系概括为以下三种情况：（1）对犯罪”没有惩罚”；（2）对犯罪根据其程度给予“对等惩罚”；（3）对犯罪的”不对等惩罚”（II, P.404,407）。
这三种“罪与罚”的情况与以下三种威慑模式有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关系：即”没有惩罚”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挑事方“直接进攻”，”罪罚对等”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极端挑衅”行为，“罪罚不等”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弱化挑衅”(provocation atténuée)，。
阿隆指出，在以上“罪与罚”的三种情况之中，”没有惩罚”和”对等惩罚”是两端的情况。由于上面提到的敌对双方核武器的非脆弱性，以及各方的国土上都有人口稠密的特大城市作为对方的靶子，在正常和理性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利用核武器采取主动出击和极端挑衅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剩下的中间情况和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对应于“罪罚不等”情况下的“弱化挑衅”，其目的是为了在威慑战略中获得相对的优势或相对的胜利。
通过以上在抽象概念演绎的条件下做出的分析，阿隆说：敌对双方的核实力“越是不对等他们关系的不稳定性就越大、就越接近两个匪徒不顾一切火拼的情境”。但即使如此，在决策者眼里，“惩罚不等”与”虽然惩罚等级低一些但仍然属于巨大的惩罚”比较起来，前者的分量还是较轻的(II, P.408)。各方也担心，如果实施极端挑衅的威慑策略，冲突（即使是次级的冲突）会实际上逐渐扩大甚至达到极端程度，可能会引起无法收拾的局面。阿隆引用了1962年美苏之间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予以详细的说明和论证。
阿隆总结道：“我们可以合理地确定，由于核设施的相对不脆弱性，由于罪与罚的基本对等，减少了全面核战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有限常规战争的风险” (II, P.409)。
核威慑实施过程中是否导致冲突升级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对立双方的力量对比；（2）有限冲突的性质（地理位置，冲突方明面上的与暗地里的要价）；（3）相关国家重要人物的外交与战略运作的行为方式。
通过简化的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阿隆说，他不相信一个头脑冷静的领导人会基于随机性的计算（因为事前谁都无法全面合理精确地计算）而选择使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在几个小时之内化为乌有的如此大的风险；“即使由布尔什维克学说培养起来的苏联领导人们，如果他们不是处于被迫的境地，他们也不会冒这种风险” (II, P.418)。
如此，“核武器与其说是决策的工具还不如说是威慑的工具，它促使敌对诸方采取克制，因为没有人想互相残杀” (III, P.172)。
核威慑的目的只有一个，而且是否定性的（négatif）和预防性的，即提早和预设性地阻止敌方进行核欺诈和实施核打击” (III, TII, P.239)
也许阿隆是对的。自广岛和长崎之后人类70多年来就再也没有在战争中实际使用核武器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当年希特勒掌握了核武器，他真的不会使用吗？细思极恐！
这也是阿隆提出的核时代战争的著名悖论之一：如果核威胁不能够付诸实施，那它怎么能够被用来作为威慑的手段呢？反之，如果这种威胁被实际运用了，那么在威慑的主体和客体看来威慑的实施是完全可能的”，那威慑还有什么意义呢？(II,P.403)
顺便提一下，阿隆发现的另一个悖论是：“人类总是追求杀伤力越来越大的武器，但同时这一做法又使军事演化的方向发生了反转” (I, P.120)。
在1959年的一个采访中阿隆说：在我看来，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以往的许多战争有相似之处，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所以我经常回过头来重读修昔底德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意义更像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战争，因为它们是同一文化地域内部的意识形态之战。（作者：目前的俄乌战争和今后有可能发生的东西方的冲突和战争是否也属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战呢？如果这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侠义）理论将又一次被证伪。我们将紧密跟踪和观察）。阿隆继续说：但是在我看来，最根本的是1945的原子弹的使用所造成的断裂。如果今天没有这些魔鬼式的武器即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我对人类未来的和平就会相当地悲观些。这种观点看起来有点象丑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小的恶往往是从一个可能的可怕的大恶之中诞生的。阿隆的这一说与孟德斯鸠的一个观点比较接近，后者说：”人们的权利自然地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上，即各个民族在和平年代应该追求尽量多的善，在战争年代应当做尽量少的恶，这样也不至于摧毁他们自己真正的利益”（孟德斯鸠 « 论法的精神 » ）。希望目前战斗正酣的俄罗斯人能听到和理解先贤们的呼声和劝告。
人类对魔鬼式武器的使用与不使用可能就在一念之间。阿隆认为，决策者选择不使用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心善，而是由于恐怖力的平衡（如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因为他们也害怕，因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也是人。在这里，好战分子和道德学家找到了共同的平衡点” (II, P.403)
三、核战争的可能形式
虽然上面说了人类的一切努力是为了阻止核战争，但是自从核武器被发明和制造出来以来，核战争的实际威胁一直存在。与其说避而不谈，还不如抽象模拟一下核战争形式，以便使大众有所了解，心里有个数。
阿隆把有可能爆发的核战归纳为6个类型：
（1）鹿特丹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摧毁另一个没有核武器国家的一座城市，目的是对后者以前的”冒犯”行为进行惩罚，或者是逼它投降并同时扩大对其进行的恐怖；（这个与目前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常规战争情况是否有点相像？）。（2）有限报复型：一个大国（或一个联盟）通过轰炸有过错国家的一个城市来阻止后者的冒犯行为，或者是对冒犯者予以惩罚；（3）坐实一个不被重视的威胁：一个小国威胁一个大国说它将在某些情况下对其实施核反击。如果大国不鸟它的威胁，该乌鸦小国就可能招到大国的严重修理（萨达姆、卡扎菲？）；（4）传统型：如果两个核大国干了起来，从逻辑上说他们都是以摧毁对方的核设施为目的。民众将会被作为人质，不可避免地受到因打击范围扩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不是直接被打击的目标；（5）街战型：核战一旦开始，大国之间将无法收手，都力求给对方造成最大的痛苦，轰炸对方的城市，因为各方都认为不把对方彻底打趴下不分个胜负输赢战争就无法停下来；（6）灭绝型：如果交战的一方手里仍有核武可用、而另一方则弹尽粮绝，但是即使后者宣布投降前者仍然穷追猛打，以把对方灭绝而后快。
可以看出，上述6各类型基本上是由若到强的顺序。阿隆认为，根据领袖们的政治–战略的意图不同，这种划分还是有意义的，而且具体采取那种形式与是否道义、道德无大的关系(II, P.599)。
举例来说，” 有限报复型”，虽然也有专家学者和政治家认为它有不道德的一面，但是根据具体情况，它也有合理的一面：类似于二战时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以及西线战场上联军对德国大城市的轰炸，其主要目的是迫使侵略者早日投降，以减轻战争造成的经济和人员进一步损失。由此，阿隆认为，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前三种核战争类型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考虑到出于防守、主持正义和整体上减轻战争伤亡和损失的情况下。
至于后三种类型，由于其特别巨大的杀伤力以及过于狠毒的目的和手段，阿隆强烈建议要竭尽全力予以制止。至于怎么制止，又得回到了核威胁、人类理智、以及道德理性的诸多范畴。
从阿隆对核战争的类型的划分，以及其容忍有限用核和竭力反对出格甚至极端用核来看，阿隆与基辛格等人一样，属于有限核威慑理论和学说的开创者和倡导者。（事实上，作为互相倾慕的犹太裔人士，阿隆与基辛格等人有不少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以及相互影响；阿隆说基辛格的成名之作“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是受了阿隆的直接影响的。阿隆也曾当面批评过基辛格当年建议美国政府和福特总统不接见索尔仁尼琴一事。阿隆问基辛格：你为什不接见索尔仁尼琴？基辛格回答：如果我们接见苏联的异己人士，那苏联就会接见我们的异己人士，那我们怎么办？阿隆回答道：我们的异己人士和他们的异己人士根本不是一回事！基辛格哑口无言。看来阿隆在某些事情上比基辛格更清晰更大胆些。）（IV, « 基辛格和美国霸权的终结 » 章节）。
在国际政治与关系领域，在对待核武问题上，阿隆属于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在美国叫实用主义者）(V, P.20)，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新克劳塞维茨主义者”。他主张某些大国和中等国家可以拥有用于防守的核武，即有限核威慑能力，因为“我们不是在（绝对的）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多做善和少作恶之间选择”（VIII）。所以他对上世纪60年代法国和中国拥核行为持谨慎的理解和开放态度。
从他的字里行间得知，当时法中拥核计划和分别受到美国和苏联的挤压，这可能是当年法中率先建交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在阿隆1959年出版的 « 工业社会和战争 » 一书中，他预言：“站在历史地平线的维度之上，我们可以意想到（spéculer）中国和苏联之间早晚会有一战，因为前者的人口每年以几千万的速度增长，而后者拥有主权的土地上有四分之三几无人烟” (I, P.141) 。令人叫绝的是，10年之后的1969年3月9日真的发生了中苏珍宝岛战争，即中方所称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战争的缘起也竟然是“捍卫中国神圣的领土”！
四、理性、伦理和道德等因素
自从有了魔鬼式的核武器以来，人类的头上时时刻刻悬着一把与地球半径一样长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说不准哪一天一个绝世魔王出现并拥有权力和能力用它来摧毁整个人类和世界。
那么有什么办法来阻止绝世魔王们的疯狂行为呢？没有人能设想出完美的计谋和拥有现成的解毒秘方，阿隆也没有。不过，作为最早关注和研究核问题的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作为把自己定义为对社会问题“介入式观察知识分子”的一员，他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此类问题与挑战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前面提到过：对核威力的恐惧和不想同归于尽应该是人类阻止大规模核战争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撑之一。“威慑虽然无法彻底阻止核武装冲突，但是它可以给此类冲突设定界限”(I, P.119)
除此之外，还有伦理道德心理学决策学方面的诸种因素。
（1）理性原则。阿隆指出：核武器制造了永恒的风险，但没有制造永恒的战争；发动战争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III, TII, P.177)。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说过，“没有人会丧失理性而去偏好于战争而不是和平”。人类社会早已不是卢梭和霍布斯等人建立其思想学说时所描述的只遵循丛林法则人人为敌极其恐怖的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最大的进步和完善就是变得越来越理智和理性，虽然由于利益和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群族之间和国家之间不断地有冲突和战争，但是进行大面积的摧毁和以彻底灭绝敌方为目的的行为还是较为少见的。在核战争威胁的情况下，人类普遍理性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理性、铤而走险走向极端。阿隆说：“即使人们一般会认为，2X2=4的逻辑真理性与“不要乱杀无辜”的真理性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承认逻辑等值性的人一般都会认同不杀无辜的普遍真理性。理性道德的形式规则是基于人类观念的逻辑发展、基于人类普遍价值的社会观念之上的；这些基本观念与科学真理的深层意义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阿隆1982年为韦伯的«学者与政治 » 一书法文版写的序言）。
阿隆举了一个赌徒的例子：没有赌徒会尝试无限的风险，如果一方想脱身的话也就不会把对方逼到绝境（II, P.763）。其实，政治家和战略家们也是不断地在目的和手段协同配套上反复进行理性地探索和推演，以使各种选择尽量地显得合理，并进行沙盘推演，一旦相应的实际情况发生，他们就会予以实施” (III, TII, P.239)。正象阿隆所反问的：如果我们连人类的（基本）理性都不相信，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 (III, TII, P.174)
（2）谨慎和责任原则。利害和风险的权衡，以及上述的理性原则，导致绝大多数人在极端条件下会倾向于选择谨慎行事。在朝鲜战争的后期，麦克阿瑟倾向于选择向中国东北地区的大城市扔几颗原子弹，但被杜鲁门制止并将其调离岗位；上世纪60年苏联也曾经想用原子弹轰炸中国的几大城市，也被美国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否定(III, TII, P.242)。古巴核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成功地压制住了他的将军们的军事冒险冲动(III, TII, P.151) 。古巴核弹危机之后美苏之间建立热线联系也是一个有益的做法 (III, TII, P.145) 。等等。
（3）团队行动原则。在核武这样的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领域，最高决策者虽然手握核按钮，但是启核的决定一般不是由他一个人和以他个人的名义代表和做出的，而是其背后有一个“人格化的国家智慧（intelligence d’Etat personnifié）”（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智囊”）在发挥作用(III, P.231)。即使最专制的君主，也从来不是完全一个人决策，他身边有大臣、谋士和亲近宠爱的人。只要这些人中有人在关键时刻进行劝说，或许也可能避免一场毁灭性的核战争(II, P.X) 。
即使在冷战期间，苏联最高领导人和苏维埃政治局也集体决定：只能在与西方敌对阵营进行最终和全面的生死决战时才能真正动用核武器” (III, TII, P.164)。
具体执行过程中也有纰漏和拒绝空间，即“操作链”偏差。比如二战后期1944年8月巴黎解放前一刻发生的情况。8月25日法军对守城德军司令冯·寇尔蒂茨发出最后通牒令其投降，关键时刻后者拒绝执行希特勒事先给他下达的用大量炸药炸毁巴黎主要建筑物的指令而宣布投降。1964年冯·寇尔蒂茨在他位于巴登–巴登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解释他当时抗命的原因 :“如果这是我首次抗命的话，是因为我知道希特勒是个疯子”（当然最大的可能是他们见大势已去，避免自己战后遭到更大的惩罚；但即使如此，关键时刻拒绝执行某种指令以避免大的灾难的结果仍然是好的，也符合人性、心理、恐惧、趋利避害的逻辑）。目前的情况是，要真正启动核弹打击（陆基、海基。空基），从指令发出到执行完毕至少有三个及以上的环节。。。
（4）政治优于军事的原则。“战略（或军事）语言的特殊逻辑随时随地都是从属于政治逻辑的要求的” ” (III, TII, P.1236)
上面说过，阿隆认为，虽然核武时代对克劳塞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继续”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修正，但是并没有使这一原则完全失效，战争还是为最终的外交谈判和政治解决进行铺垫和创造条件，从而，全面和绝对的核战争还是可以被预期为是可以避免的(III, P.239)。
（5）与时俱进的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与通信方式提高，拥核国家之间也建立了基本的沟通和协调渠道与平台。比如上个世纪60年代美苏之间的禁止进行实况核试验协议，克林姆林宫和白宫之间热线的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设立和发挥作用，以及后来的核不扩散协议等，都是往核透明、核控制方面做出的有益的努力 (V, P.736-756) 。
技术也是与时俱进的，这里面有好的和不好的二个方面，这其实就是人类永远面对的“矛”与“盾”，“魔”与“道”之间的矛盾和较量。比如俄罗斯宣称其拥有超音速导弹（可以携带多个及多向核弹头），马斯克拥有的“星链”是否可以在导弹发射之前或发射之中将其锁定和摧毁，美国的萨德弹道导弹防御系统，GPS宣布可能终端对俄军的服务，等等。
（6）社会精英们厌战情绪。在« 工业社会和战争 »一书中，阿隆认为，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商业文明的时代，绝大多数社会精英们（政治家、企业家和中产阶级）是不希望战争的。而且，传统战争所追求的领土占领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 (VI, P. I ； P.253) ，因为通过国际社会的分工以及跨国投资和贸易，参与者都可以从中得到应有的好处，甚至比以前通过战争手段获取的还要多。社会精英们如果有选择的机会的话，他们基本都会选择避免战争或有限的小型的战争。“虽然大国之间反目为仇互相攻击仍然存在，但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共同体会极力把它们拽着以使它们不至于从和平的竞争走向拼死的斗争，不至于从有限战争滑向全面战争” (I, P.51) 。而且，阿隆还不断信誓旦旦地重复说：如果有人再问我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仍然没有变化，对，就目前情况来看，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之间是不会直接冲突而导致极端的核战争的” (II, P. XXXVII) 。现在看来，虽然阿隆的出发点和意愿是好的，但是在这一点上现实情况可能是给他打脸了，尤其是世界上还有某些不那么发达、不那么友好也不那么文明的拥核国家。如此等等。
在阿隆关于核战和冷战的论述中，他也经常提到美苏双方所采取的宣传战信息战、心理战、苏联的核讹诈行为等，也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现实感，这里就不赘述了。
五、简单的结语
俄罗斯侵入乌克兰的战争仍在进行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甚至西方世界）发出了几次核威胁 : 普京下令将俄罗斯的核打击系统调至高度戒备状态，占领了已经废弃并封存多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以及继续向正在运行的乌克兰核电站发射炸弹和进攻等，使得俄乌战争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侵略和反侵略的常规战争特性之外，又增加了”核战争”的特色。（目前普京还打算用用生化武器进行讹诈）
在这个时候学习和重温阿隆半个世纪之前关于核威慑、核战略、核战争以及核外交等论著，还是有很许多参考价值和现实启发作用的。
俄罗斯的核威胁言行仍然处于阿隆所说的“核威慑战略”范畴之内，即使它也具有”核讹诈”的意味，这与冷战时期的苏、西博弈情况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有似曾相识、换了马甲也能认出的感觉，所以不必恐慌、更不必畏惧（恐慌和畏惧正是讹诈者所期待的效果）。
阿隆所列的有可能阻止核战争的诸要素也仍然存在，除了（与西方的核）威胁均衡之外，其他如理性、谨慎、制衡的因素也还多少存在。
北约决定和公开申明不直接参战以不使紧张局势大幅升级从而避免给俄罗斯提供进一步核威胁核讹诈的借口应该是明智之举，也是几害相权后作出的艰难的最好的决策，虽然这也使乌克兰人民承担着巨大的抵抗俄军的重任和损失。
但是，由于与30年50年前相比，时代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次欧美虽然没有参战，但是在第一时间祭出了经济金融制裁的组合拳尤其将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等措施也相当于一枚大型核弹，即经济核弹，虽然它的功效完全发挥出来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必将使俄罗斯断筋损骨，因失血而病入膏肓，而且，战后没有十年二十年俄罗斯很难恢复到它的已经脆弱的战前水平。
当然，俄罗斯方面启动核打击的风险虽然微乎其微但仍然是存在的，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高度集权国家，对战争的主要决策权掌握在一个强人的手中，又有对斯拉夫历史的片面解读和大国沙文主义沙皇主义的观念作怪，这个是最大的风险和危险所在。
孟德斯鸠说过：当一个人掌控一切时，并且他即无视法律也不遵循行事规则，恐惧就降临到所有人的头上，并且大家都显得孤立无援和束手无策。目前普京和所有其他爱好正义与和平的人们之间大概就处于这种窘境。所以，极端专制和极权政治不除，世无宁日也。
全世界应该对此表示谨慎的乐观，但也要时时保持和提高警惕。如果独裁者一意孤行走向疯狂，那上帝一定会先让他灭亡。
阿隆说：我研究战争的目的不是希望发生战争，而是为了了解战争，为了和平。
参考文献：
I. Raymond Aron, «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 （工业社会和战争）, Librairie Plon, Paris, 1958 ;
II. Raymond Aron, «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 （国家之间的和平与战争）,Calmann Levy, Paris, 2004 ;
III. Raymond Aron, « Penser la Guerre,Clausewitz » （对战争的思考 :读克劳塞维兹）, Tome I & II, Edition Gallimard, 1976 ;
IV. Raymond Aron,« Mémoires » （回忆录）,Robert Laffont, Paris, 2010 ;
V. Aymeric Chauprade,« Géopolitique : Constantes et changements dans l’histoire » （地缘政治 : 历史中的变与不变）, Ellipses Edition Marketing S.A., Paris，2003 ;
VI. Bertrand Badie, « La fin des territoires » （领土的终结）,CNRS Editions, Paris, 2013 ;
VII. Montesquieu, « L’Esprit de la loi »（论法的精神） ;
VIII. Raymond Aron, « Penser la liberté, penser la démocratie » （对自由和民主的思考）, Gallimard, Paris，2005 。
(2022年3月16日)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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