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声锋｜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老舍的堂侄舒老师

 

怪不得老杜这么能写，动不动就洋洋万言，原来高中语文是老舍的堂侄子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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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政治社会学博士、旅法独立学者

 

 

今年的清明节回到湖北老家给父母亲扫墓，顺便去了一趟当年曾就读过的高中。成立于1958年的高中于2013年与县职业教育中心合并后现在基本停办了。到校园门口时，正好碰见一个骑上电动摩托车准备出门的中年男子，就问了他一些关于老校园的情况。他说学校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教室、食堂、大礼堂和教师与学生的宿舍等早已扒掉重建了。走去校园一看，的确，当年读书时的旧建筑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道路走向都变了，老树木尤其是成排的春天里随风飘逸的青青杨柳也没了踪影；整个校园早已面目全非、人去楼空、杂草侵道，不免让人大觉时空急旋、画面颠颤，心存怀念和伤感。

 

出校园后头脑中不免回想起当年读高中时的时与空、人与事、场与境。画面中有一个人逐渐地走到了前台、占据了中心位置，那就是我高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舒老师。

 

舒老师当时在我们这个区级学校是一个稀有的和独特的存在。他身材修长、身高一米八左右，面庞白净、眉目清秀，鼻梁上驾着一幅数层调焦的深度近视眼镜，衣着朴素而整洁。他走起路来脚有点微八字形，昂首直腰，目光端视前方，步伐矫健优美，一看就像经过专业训练的文艺人士。每当他在校园走动，似乎都能引来一些师生门的注目，包括我在内。他很少与人目视和打招呼，几乎独来独往，显得颇为高雅和神秘。

 

高中一年级进校时舒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开学不久，上过几次语文和作文课之后舒老师就对我比较关注了，或许是因为他觉得我的作文写得还可以吧。有一次他乘师生们的午休时间把我叫到语文老师们的办公室，办公室就我们俩人，他让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问了我的一些情况，跟我聊了一会。从那以后，他时不时地让我去他的宿舍给我谈写作和聊天，偶尔也留我吃饭、改善一下生活。他住的房屋位于学校用于开大会、文艺演出和室内放电影的大礼堂内侧东北角的地方，劈有单独的出入门。屋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做客厅，有一张桌子，一个做卧室，还有一个狭小的灶台间，可以自己做饭。他往往是从学校食堂里打来米饭和蔬菜，自己再做个荤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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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舒老师给我讲了他的一些经历和故事。

 

舒老师的全叫名舒仰予，出生于北京。舒虽然是个小姓，但当时我就知道老舍的本名也姓舒，叫舒舍予 (舍己为人的意思)，“老舍” 是他的笔名。老舍是满族人，属于八旗中排名第三的正红旗 (他的自传体小说就叫 «正红旗下»)。但是，那之前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舒老师的舒姓与老舍的舒姓联想到一起的。

 

但是，熟悉了之后，舒老师有一天告诉我，他就是老舍的堂侄子，出生于北京 (具体哪一年我没有问，或许问了但忘记了；他上个世纪70年代末应该在四十岁上下，所以推测他可能出生于30年代末期)，生长于北京，大学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本来不叫舒仰予，是因为上大学时家族聚会时能见到老舍，并与之交谈，老舍对他的学业也比较关心、并予以具体的建议和指导，偶尔还给他门票让他去看根据老舍的名作改变的话剧戏剧等，由此，他十分崇拜老舍，便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舒仰予，与老舍的本名一字之差，重要的是“仰”字，是为了表达他对的老舍的敬仰之意。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二个名字之间的联系。他没有交待让我不要对别人说；但是由于自己当时年小事少，除了跟一二个小伙伴说起过之外，也没有对其他人讲起。

 

那么，是什么风把舒老师刮到我们这个虽然属于鱼米之乡但是偏僻和不发达的小地方的呢 ?

 

原来，作为高材生的舒老师北师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湖北省实验歌剧团 (现湖北省歌舞剧团)，从事写作和编剧工作，还参与了歌剧 « 洪湖赤卫队 »的编剧与创作。在剧团，他认识了作为« 赤卫队 »女主角韩英扮演者王玉珍的一号替补配角的那个女演员，后来二人还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后舒老师由于“言论不当” 问题被调离了歌剧团，被发配到武汉的一所中学去任教，女朋友也与之分手、以划清界限。舒老师之后再也没有过恋爱和结婚。

 

舒老师到了武汉的那个中学任教，生活也算平净。可是好景又不长。林副统帅坠机身亡后，舒老师曾经教过大课的一个学生、后来当了空军飞行员，在福建前线进行飞行训练时，鬼迷心窍地乘机投敌叛国驾机去了台湾，给党和国家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政治不良影响。所以，党和军队系统到地方上严厉地调查该叛逃飞行员的家庭和教育背景。调查的结果，其他的不得而知，但是由于舒老师在他读中学时给他教过语文大班的课，而且舒老师之前曾经有过言论不当的“前科”，所以被判定有重大嫌疑影响和误导过那个飞行员；但是官方又没有查找到舒老师与他有任何来往的具体证据，判刑显然不妥，于是，又把舒老师往下发配，转弯抹角地乾坤颠倒地舒老师就这样从大武汉到了我们这个鸟虽拉屎但凤凰即使飞过也不会往下瞅一眼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能遇上舒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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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老师在校独立独行，校领导和其他老师肯定知道一些他的身世和来历，所以对他也多是敬而远之，他们之间除了教学和工作似乎没有其他多余的交流和来往；但是我当时看得出来校领导和老师们对他还是有所羡慕和敬佩的，毕竟舒老师是从大地方过来的人，富有文采又风度翩翩。

 

舒老师除了份内对我的语文和作文有直接的指导和提升之外，还给我讲一些历史故事和他们家族的一些事，我听的似懂非懂，但是觉得很有意思；在那个年代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还是让我开拓了一些大脑的认知和开阔了一些视野，对后来的考大学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那时的舒老师绝对不谈政治话题，对改革开放也只字不提。

 

记的最清楚的是，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校办农场，农场离学校有七八里地，一个月全校师生有一天的农场劳动。我们学校在校内南北向的主大道二旁的两面大墙上有两块面对面的大黑板报，由舒老师负责编辑和更新。从高一到高二上半学期的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凡是有学校规定的去农场劳动的时间，舒老师就安排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全面更新那两块黑板报的内容，由我修改稿子和往墙上誊写文字内容，另一个同学写艺术字体的标题和画插图。这样的好差事一是让我避过了繁重的农场劳动 (很多同学们劳动一整天回来后腰酸背痛)，更重要的是让我进一步锻炼了写作能力，还学到了很多时事政治和其他知识，真是一举两得。但是我知道，这一安排，完全是由于舒老师对我的关心与厚爱，令我至今心存感激。

 

高中毕业时我应届考上了大学；期间回家时去看过舒老师几次。再后来我公费出国留学和工作，就再也没有见过舒老师，与他失去了联系，期间问了一些人他们也不知道他的去处，我也就不知道舒老师后来的人生和生活了。我猜想，舒老师退休后肯定离开了我们这个地方，极大可能是回到了北京，与他的家人和亲戚们一起生活；或者回到了武汉，那个他开始工作和令他二次“伤心” 的地方。至少我的家乡没有进一步对他落井下石。根据年代判断，他应该有九十多岁了，有可能还宁静地活着。

 

一个人，一个时代，一种命运，一种思绪。

 

2026年4月26，于荆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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