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中建交60年｜哪些法国人对中国名人影响最大？为什么在法国“失宠”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却在中国备受推崇？

 

 

 

从某种意义上说，假如只单个单个地看这30个巴黎专访，也许感觉或受益并不一定明显，但如果把多个名人的访谈或整个系列都聚集在一起，形成对比，则会产生一些令人意外、甚至挺有意思的效果……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对受访中国名人产生的影响不仅为这部法国小说名著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命运及其传播轨迹提供了些许佐证，而且也构成了“中国名人谈法国”系列专访的一个有意思的“插曲”……

 

本文为《30中国名人谈法国》一书的策划与编辑者儒思忧为该书写的引论的第二部分。

 

 

 

 

 

[特别说明：昨天(2024年1月27日)发布的关于《30中国名人谈法国》“Click & Collect预售”(巴黎F360书店取书)的链接含有Bug，导致有的读者朋友无法下单，现已修复，可以正常运行。对此造成的不便，谨表歉意。法兰西360网站]

 

 

 

作者 ｜儒思忧｜© 法兰西360

 

 

 

寻迹名人们各不相同的“法兰西”

 

著名国画大师、书法家、诗人范曾先生是第一个同意“吃螃蟹”，接受“中国名人谈法国”专题访谈的中国名人。

 

范先生欣然答应采访拍摄要求，对这一当时还处于雏形和待完善状态的“中国名人访谈”计划的团队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讯号和一种莫大的鼓励。自此，“中国名人谈法国”正式成了“Cap33 Web TV/航向法国网络视频”项目众多节目设想中的重中之重。

 

 

 

范曾先生在巴黎接受专访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F360 Editions/巴黎F360出版社

 

 

从2012年7月3日范曾先生第一个接受访谈起，直至2019年2月9日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录制对作家申赋渔的专访，“中国名人谈法国”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六年多时间，共计采访了30位临时到访巴黎的各界中国名人；采访对象除了著名艺术家和作家之外，还有诗人、书法家、大学教授、公益慈善专家、资深职业经理人、钢琴家、外交官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访者出身背景和专业经历的多样性，也自然而然地体现了关于法国的看法和感受的多元性。

 

值得说明的是，其中最后两个专访是在2015年年底“Cap33 Web TV/航向法国网络视频”项目因故终止之后，由“F360 Productions/F360影视传媒制作”公司专为“法兰西360”网站(www.falanxi360.com)视频专栏摄制的两个视频；视频在内容设计上完全继承了“中国名人谈法国”的精神，呈现风格上略有改变，原先由说中文的法国主持人提问的形式改成了文字框(cartouche)展示问题的格式。“法兰西360”网站一直试图重新启动并继续“中国名人谈法国”这一巴黎视频专访系列，但由于缺乏资金，迄今尚未实现这一愿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已完成的“中国名人谈法国”系列的30个视频，如果单个单个地看，也许感觉或受益并不一定明显，但如果把许多个名人的访谈或整个系列都聚集在一起，形成对比，则会产生一些令人意外、甚至挺有意思的效果。

 

例如，从对“哪些法国书籍对您个人影响最大”这一问题的答复中，人们就可以看到时间或时代背景对人们阅读选择的深刻影响：在30个回答中，提及最多的是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共有8次，其次分别为：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7次)和《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5次)、司汤达(Stendhal)的《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3次)、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3次)、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寻流逝的时光》(又译《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2次)、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2次)，等等。

 

从对“您最欣赏的法国作家/艺术家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最受中国人推崇的法国作家依次为：雨果(7次)、巴尔扎克(7次)、加缪(4次)、罗曼·罗兰(3次)、波德莱尔(3次)、兰波(3次)、司汤达(2次)、莫泊桑(2次)，等；除了雨果和巴尔扎克相对集中和“公认”之外，看得出每个人对法国作家各有偏爱，有的甚至对在中国国内相对“小众”的作家如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或让·热内(Jean Genet)情有独钟……

 

这些数据虽然不具有任何统计学上的意义，但却也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出法国文学对中国人所产生的影响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或者也可以说，每个中国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不同法国作家及其作品，走向“自己的”法国，与法国和法国文化建立某种个性化和独特的联系。

 

尽管“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法国”，但在对于法国的某些认知和看法上，30位接受访谈的名人却也有不少相同或相近之处；而最典型的例子，则莫过于对“法国人的最大优点和最大缺点”的看法了。有三分之一受访者认为法国人的最大优点是“浪漫”，有6人认为是“自由”，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受访名人认为“自由浪漫”是法国人的最大优点。然而，有意思的是，有的受访者同时又认为法国人的最大缺点也是“(过于)自由浪漫”；这一回答充分显现了某种智慧和“辩证”精神。

 

 

 

 

“手机”作者刘震云在巴黎书展接受专访拍摄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F360 Editions/巴黎F360出版社

 

 

 

此外，还值得指出的是，不少人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妙语连珠，金句叠出，例如：“法国人最大的优点是做事不着急，最大的缺点也是做事不着急”(刘震云)；“法国人最大的优点是喜欢使用形容词，最大的缺点也是(太)喜欢形容词”(严力)；“法国人最大的缺点是吃晚饭太迟、约会不守时”(王冬龄)，等等，读来令人喷饭。

 

 

《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什么在法国“失宠”而在中国备受推崇？

 

在接受专访的30位中国名人中，有8人曾不约而同地声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小说。这一“结果”既令人好奇，又有点在意料之中。

 

而且，它也恰好从侧面印证了这样一个说法，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文学中可以算是一本“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书。它在法国的影响力早已从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开始式微，至目前已几乎完全被法国人遗忘。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来自网络

 

 

 

1999年，法国《世界报》(Le Monde)和FNAC书店曾发起了一项名为“20世纪最重要的100本书(Les 100 livres du siècle)”的大型调查活动，邀请17000名法国读者对由记者、文学评论家预选的200本书进行投票，回答“哪些书还留在您的记忆中？”(Quels livres sont restés dans votre mémoire ?)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次大规模调查中选出的100本还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书的排行榜中，没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而普鲁斯特的《追寻流逝的时光》位居第二(第一名为加缪的《局外人》)(相关链接：https://alextheriault.com/club-classique/liste-le-monde/5/)。

 

无独有偶。时隔20年之后，瑞士《时代报》(Le Temps)于2019年5月公布了一份“1900年至今50本最佳法语书”(Top 50 des meilleurs livres de langue française de 1900 à aujourd’hui)的榜单；然而，在这份由50名和图书与阅读领域相关的专业或业余人士组成的评审团评选产生、并比较客观地反映法语世界小说的影响力的书籍榜单上，也不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影踪，而普鲁斯特的《追寻流逝的时光》却依然傲居榜首，而且从法国《世界报》榜单的第二名，一跃成为第一名(相关链接：https://www.letemps.ch/culture/livres/50-meilleurs-livres-langue-francaise-1900-aujourdhui)。

 

由此可见，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和欧洲早已“失宠”，甚至今日已被人遗忘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约翰—克利斯朵夫》法文版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来自网络

 

 

然而，它在中国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长期推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这种状况至少延续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至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什么曾在中国长期备受推崇而在法国则早已悄然隐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写一篇长文介绍的话题。为了不喧宾夺主，这儿只作一个极为简单和概念化的概括。

 

《约翰—克利斯朵夫》法文原版于1904年至1912年在法国《半月纪事》(Les cahiers de la quinzaine)杂志连载出版，虽然获得读者认同，但开始并未引起文学评论界的注意。而罗曼·罗兰则凭借这一作品于1905年获得“费米娜奖(Prix Femina)”的前身“幸福生活奖(Prix de la Vie heureuse)”，并于191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流行，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傅雷中文译文精彩绝伦，本身便具有一种魔力，给了中文版某种持久的生命力，甚至可以说，许多中国读者可能是在对法国和欧洲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当作一部“傅雷的作品”来欣赏的，从而使得小说中文版在中国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法文版在法国的待遇；

 

 

 

《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的中文版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来自网络

 

 

 

二是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傅雷的最早译本出版于1937年，其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时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对正在迷茫中的年轻人无疑是一剂强心剂，起到了很大的心灵激励作用，博得了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读者一以贯之的肯定和喜爱，也长期奠定了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难以撼动的地位。因此，接受“中国名人谈法国”专访的30位名人中有8人提及这部作品对他们的影响应该是一件不足为奇的事。

 

然而，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这部小说在法国的“失宠”则也可归结于两个历史因素：第一，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开始对德国和“德意志精神”产生普遍的反感，甚至仇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精神德国”形象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社会中遭受非议、冷落，甚至抛弃，是可以预料的。

 

当然，真正对《约翰—克利斯朵夫》构成致命一击的，是第二个因素，也即法国另一位20世纪文学巨匠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横空出世”。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来自网络

 

 

罗曼·罗兰虽然也算20世纪作家，但他受教育和名声鹊起的年代，还是以注重从艺术家的生平、时代、阶层和生活入手解释作品为特征的“历史方法”在法国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年代，因而罗曼·罗兰并没有进入现代语境，他的写作也依然是古典的；

 

而普鲁斯特的意识形态和美学观念与罗曼·罗兰截然相反，认为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家的生活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他的创作实践则更是彻底颠覆、推翻了罗曼·罗兰等传统作家用以塑造主人公的那一套方法，在法国文学中引入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小说观念与写作技巧。

 

值得指出的是，普鲁斯特1908年构思《追寻流逝的时光》时，正好碰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半月纪事》上连载发表。从时间上看，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长河小说(Roman-fleuve)”先例的两部小说，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普鲁斯特的《追寻流逝的时光》实际上是在同一时期写作完成的，甚至更确切地说，普鲁斯特是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当作“反例”来构想他的巨著的。

 

普鲁斯特和罗曼·罗兰之间的对立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意识形态理论和美学观念上，而且也体现在两人相互的评价之中。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吕克·弗莱斯(Luc Fraisse)在一篇题为“普鲁斯特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Proust et le Jean-Christophe de Romain Rolland)”的文章中(发表于罗曼·罗兰研究学会刊物《短讯纪实》2005年5月号(Cahiers de Brèves)认为，尽管两人的书信往来已经丢失，但罗曼·罗兰和普鲁斯特两人曾经应该有过交往。

 

据弗莱斯在该文中介绍，1892年，罗曼·罗兰第一次结婚娶的是普鲁斯特的一位表姐克洛蒂尔德·布莱阿尔(Clotilde Bréal)；但普鲁斯特表姐的父亲、巴黎高师的著名语文学家奥古斯特·布莱阿尔(Auguste Bréal)对罗曼·罗兰并不看好。

 

罗曼·罗兰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普鲁斯特只字未提，而在普鲁斯特去世近30年后的1954年发现的一批题为“反驳圣伯夫(Contre Sainte-Beuve)”的文稿中，有一篇关于“罗曼·罗兰”的文字，现在可以断定是出于普鲁斯特之手，并写于1909年3月。这篇关于艺术观念的文字在《追寻流逝的时光》的最后一卷《找回的时光》(Le Temps retrouvé)中可以得到印证，它反映了普鲁斯特与罗曼·罗兰的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美学的彻底对立；而普鲁斯特在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中，更是极尽嘲讽之能事，直言这部小说不仅矫饰、浅薄、庸俗、世俗，而且又好发议论，用“一大堆平庸的思想”议论，根本谈不上思想的深刻；普鲁斯特评论罗曼·罗兰的刻薄程度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他认为罗曼·罗兰的写作不够真诚，甚至觉得他“没有写作的才能”可言……

 

 

 

 

《追寻流逝的时光》法文版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来自网络

 

 

因此，如果要给普鲁斯特的《追寻流逝的时光》起另一个书名的话，《反驳约翰—克利斯朵夫》也许并不是一个夸张的题目……

 

所以，当普鲁斯特《追寻流逝的时光》第2部《在如花少女们身旁》(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1919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并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普鲁斯特因此成名之时，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文坛的陨落几乎已是不可避免。

 

我们之所以在这儿提及法国文学史上的这一细节，那是因为“中国名人谈法国”对30位名人的采访素材在不期然中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法国小说名著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命运及其传播轨迹提供了些许佐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意思的“插曲”，而且值得记录于此。

 

 

“幻想者”马克·保罗：真正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30中国名人谈法国》即将结集出版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马克·保罗(Marc PAUL)先生。

 

可以说，没有马克·保罗先生，就没有“Cap33 Web TV/航向法国网络视频”项目，也就更谈不上“中国名人谈法国”这一系列视频专访。

 

 

 

马克·保罗先生在波拿巴特咖啡馆
迎接接受专访的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先生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F360 Editions/巴黎F360出版社

 

 

这位与中国人熟知的“马可·波罗”读音相近、但有两字之差的马克·保罗先生是专门帮助中国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ASLC语言文化辅导协会”的创始主席，在巴黎的法国人社团协会圈里享有盛名，按法国国民教育部前汉语总督学白乐桑(Joël Bel Lassen)先生的说法， “马克•保罗是一位幻想者(visionnaire)”。

 

马克•保罗先生之所以是“幻想者”，首先是因为他在这个变得愈来愈物质主义和去人性化的世界里选择了“人道”，很早就为争取自由和人类权利而身体力行，并赋予自己一种捍卫和帮助“弱者中的弱者”的使命，为那些生活在法国的外国人提供具体的行政与社会救助手续方面的帮助……

 

马克•保罗先生是“幻想者”，也是因为他在许多其他人之前明白了学习法语这一融入语言对于移民们走进法国社会融入程序的重要作用，而且自1996年起，便创立了旨在帮助在法中国移民的ASLC语言文化辅导会和巴黎同济语言学校；

 

马克•保罗先生是“幻想者”，还是因为他发明和具体实施了“法中与法亚双文化托儿所”概念；这是一个在法国和欧洲均独一无二的创举，它的目的是使不同族群家庭的孩子能够从小浸润于多元文化氛围之中，尽早学会共同生存；马克•保罗先生曾在巴黎第10区和第19区创办了2家“双文化”托儿所；

 

马克•保罗先生是“幻想者”，也是因为他发现了华裔移民在法国出生的子女对于他们父母的“继承语言”和母语文化的“再启蒙”或“再融入”概念，并专门开发了以这一特殊人群为对象的一系列汉语教学方法；

 

最后，马克•保罗先生是“幻想者”，特别是因为他生前一直保持一种雄心，尝试拥有一个独立与现代化的中文媒体，以承担面向生活在巴黎﹑欧洲或其它地方的华裔群体的中文传播交流使命；他曾不计成本、不遗余力，先后创办了巴黎“FPP”频道“温州电台”和“莲合电台”节目﹑出版与发行免费中文刊物《鸣锣》并推出了“Cap33 Web TV/航向法国网络视频”计划，曾在3年半时间内制作了250多个中文视频节目……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马克•保罗先生是在无任何人﹑无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组织要求的情况下，独自领导ASLC协会完成了这些使成千上万在法华人受益的巨大善行的。

 

可以说，马克•保罗先生是一位罕见的在法华人的真正的诚心朋友。

 

因此，在《30中国名人谈法国》这本集子结稿时，我们希望向已故的马克•保罗先生表达崇高和诚挚的敬意。

 

最后，本书问世的2024年恰好是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也许这是一个纯粹的巧合。但让我们感到无限欣慰的是：本书记录的这30个中国名人与法国和法国文化相遇的故事不也正是对这60年法中关系的一个独特见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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