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声锋｜中国近、现代对 “现代化” 的五次尝试 : 教训及展望  (1861—2025)

 

[老杜自报17962字，Word实际计数17965字，漏报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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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老杜大概是对我每次都要公布他万字长文的精确字数已心有余悸。

 

这次他居然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主动在来稿中标明了字数：17962字。

 

可问题是：依照Word计数器提供的准确数据，老杜显然是“瞒报”了3个字，把17965个汉字硬是变成了17962……估计倒不一定是想“蒙混过关”，可能是企图给人一个他的文章“没那么长”的印象，哪怕只是“短”了3个汉字……

 

言归正传。我原来以为老杜只是学哲学出身，当过相当于“军长”级别(指挥1万人马)的企业家；所以，对他最近一段时间连篇累牍地发表关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经济与政治的阅读与思考的系列文章，暗暗小有惊讶和诧异，觉得老杜也玩起了“跨界”的时髦；

 

然而，新近获知：老杜的准确身份是“政治社会学博士兼企业家”。这一下，倒是令人豁然开窍，顿觉他这一组五篇文章在原有的“(材料)广博、(视角)新颖、(写法)独特、(观念)创意”的感觉之外，又有了某种“权威”的意味……。

 

所以，这个系列最后一篇解释中国近、现代“五次现代化”尝试的文章，即便再多300或3000汉字(更何况区区3字！)，也值得关心这一话题的朋友们义无反顾地、细细地、如数家珍地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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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更远的就不说了，至少从明朝晚期 (1640年左右) 开始，“不断增加的税负导致私人经济中大量的白银被政府攫取，商业和工业生产发展也因此放缓，后来农业也受到了影响。白银的升值增加了税负和贷款的真实成本，导致小农的破产。最终一场严重的商业萧条演变为一场生产业的危机” ; 再加上战争和自然灾害，中国的总人口下降了20% (参见 [1], p. 265-266) 。1644年起, 满清开始统治中国，但是，中国经济与社会总体下降的局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传说中的康乾盛世纯属官方宣传，实属子无虚有。相反，有的是持续30年的“康熙大萧条” (1660-1690；同上p. 266) ，以及百年比较稳固的发展之后的“道光大萧条” (1820-1840) (参见 [14], p. 34)。满清王朝的中后期，尤其是1800年以后，中国的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 。根据中国经济史学家刘逖对1600—1840年这一时期的人口规模、耕地面积、农业产出以及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品进行的系统研究，发现中国长达24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18%，远低于同期欧洲的增长水平。中国GDP在世界总量中的比重，1600年约为25%，至19世纪20年代已下降至20%左右（绝非许多中外历史学家所宣称的28.67%或33%），并在1840年及其以后进一步跌到20%以下 (参见 [3], p. 21) 。就人均GDP而言，1600年时中国约为英国的40%，1820年下降至不足20%，1840年更时仅为16% (参见 [4], p. 267) 。人均GDP下降的部分原因，可以用人口快速增长来解释 。

 

然而，若从历时性的角度将中国与自身进行比较，根据斯蒂芬·布罗德贝里的研究，中国人均GDP在北宋时期（960—1127）达到历史峰值；此后便呈现出持续而稳定的下降趋势。至明代中期（约1500—1550年），人均GDP仍可维持在宋代水平的80%左右；而自明末以来，尤其是在清代（1644—1911），下降速度明显加快，至1750年时已仅相当于宋代水平的50%。清末，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是下降了 : 1801年时，英国的城市化率为30.6%, 1868年日本的城市化率为16.5%, 而1892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7.7%。国内贸易停滞不前；国际贸易中国甚至未能建立起完善的关税制度。知识阶层被压制、噤声，甚至遭到清洗 (参见 [2], p. 342, 316等) 。与官方虚假的宣传相反，进入19世纪时，中国社会的贫困普遍存在；1793年，由乔治·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王室使团来华觐见乾隆皇帝时，自南向北沿中国的大运河行进，亲眼目睹了运河两岸普遍存在的贫困景象：当地百姓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甚至肮脏不堪。一些在船上劳动的中国苦力捡拾英国人剩下残食充饥，还争着饮用英国人未喝完的茶水。

 

中华帝国的大厦已是摇摇欲坠。屋漏偏逢连阴雨；经过1840-19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1851-1964年的太平天国的内乱，帝国的败像已经尽显。为了自救，此后的历届政府和少数仁人志士进行了数次经济或工业现代化的尝试。这些尝试有的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就，更多的是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第一次：“自强–中学为体” 下的洋务运动对工业现代化的尝试（1861—1895）

 

面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系列的失败和惨痛的现实，清朝后期的一些官僚精英，如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尤其是李鸿章（1823–1901）、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张之洞（1837–1909）等，说服朝廷发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次现代化尝试，即所谓的“洋务运动”（1861–1895）。

 

洋务运动源于对中华帝国在面对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列强时军事失败原因的反思，以及对国家角色认知的变化：从儒家所强调的“小农经济”观念，转向“工业发展乃是国家甚至王朝生存的关键因素”的理念 (参见 [5], p.40)。

 

但首先应当指出，当时官方的普遍共识是：中国相对于西方落后的仅仅是在技术层面，在道德、思想和制度层面，中国不仅不落后，反而优于或领先于西方；因此，只需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便可自立自强，继而降服并战胜西方。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张之洞那句广为流传的话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1861年1月11日，咸丰皇帝（1831–1861）批准了改革派大臣所提交的《统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1864年5月，李鸿章向朝廷提交了更为详细的奏折，建议引进西方设备，用以制造武器、弹药、舰船和现代工业的工具，以增强国防能力。1865年，清廷在“官商合办”（公私合营）的PPP模式下创建了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工业制造企业，也是一个军工复合体。此后，又相继建立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汉阳兵工厂等。尽管其中有私人资本参与，但这些企业均直接受朝廷及其官僚体系控制。

 

同一时期，日本明治维新也在展开，但这是两条虽然都嫁接于西方模式却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参见 [6], p.493)。日本选择了一条全面的现代化路径，从工业、教育、法律、行政、军事直至宪政 (参见 [7], p.111-113)；而清王朝则仅限于工业和技术层面，即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物质文明”层面。满清这一点与二十年后沙皇俄国（即1881年起的亚历山大三世与尼古拉二世时期）颇为相似。

 

在日本，最初也是由国家直接创建并经营现代企业，但因效率低下，很快便将其私有化，以象征性的价格出售或无偿地划拨给更有能力的私人去继续经营；而中国政府则自始至终创建、控制并主导混合资本企业，直至其破产。这体现了两个邻近且高度可比的亚洲国家对现代化的两种不同理解。

 

明治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主张社会相对自治并限制国家角色。福泽谕吉（1835–1901）曾指出：“政府如果以富国强兵为名，任意妄为，甚至与民争利，从事工商业竞争，这是极其有害的” (参见 [8], p.7)。 而在中国，晚清著名且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名流辜鸿铭（1857–1928），尽管他曾留学英、法、德并通晓多国语言，却对企业家与企业精神进行了激烈抨击；他说 : “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这种由自私和怯懦结合而生的商业主义精神，造成了群氓崇拜的泛滥。这种精神的泛滥促成了战争的爆发，要制止战争，我们就得首先消除商业主义精神”(转引自 [9], p.13)。这是哪跟哪呀；其论调几乎与两千年前的商鞅如出一辙。

 

洋务运动的企业投资和经营模式可概括如下：

 

(1) 国家缺乏资金，从而引入私人资本设立混合所有制企业 ; 国家的股份可以为少数股，但由于初始资本规模巨大，私人股份一般由多达数十名股东共同出资，因此国家仍然是第一大股东；

 

(2) 国家保留任命企业主要管理者的权力，私人股东仅承担技术性和辅助性角色；

 

(3) 国家以独家方式向这些企业授予政府订单，这样虽然降低了市场风险，但同时也消灭了正常的市场竞争，使企业仅依赖国家订单而活；

 

(4) 国家的投资优先获得回报，且往往是与经营绩效无关的固定收益；私人股东只能分享剩余的收益，这是明目张胆的同股不同权；

 

(5) 在国家在其认为合适的时机，可以单方面地决定按极低价格回购私人股份，甚至直接没收；

 

(6) 禁止外国资本参股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等等 (作者根据相关参考资料整理)。

 

这种资本结构与治理方式被称为“官督民办”。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国家不仅监督，还直接任命管理层，并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

 

为获取企业所必需的现代管理经验，清政府不得不依赖买办阶层，如唐廷枢（1832–1892）、徐润（1838–1911）、郑观应（1842–1922）等；他们是中国最早一批现代企业家的杰出代表。郑观应不仅在洋务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后来还积极推动君主立宪；他撰写了《盛世危言》，主张通过商业竞争与西方抗衡，必须优先发展资本主义与私营企业，这在中国几乎是首次提出。他还指出，仅学习西方技术远远不够，还必须引入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等先进制度。郑观应是当时中国唯一、或极少数具有现代国家构想的“知识分子-企业家”(参见 [10], p.199-205)。

 

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企业内外部矛盾越来越多。主张加强国家控制的一派（以盛宣怀为代表，并得到李鸿章支持）与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一派（以唐廷枢、郑观应等前买办为代表）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了。显然，前者获胜，其给出的理由堂而皇之：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既定目标 : 一是增强国家防御能力与国营工业能力，二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绝不可能将高价值企业私有化，也不可能赋予经理层和私人股东更多自主权，因为国家绝对不可能信任私有资本和私有企业家（一百五十年后，我们是否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又听到了最高层类似的言论？）。

 

1884年，盛宣怀以徐润在上海违规挪用资金炒房地产为由将其逐出企业并夺取其股份归为己有；次年，唐廷枢亦被排挤出局。盛宣怀被称为“懂经营、会管理”的能吏；但正是因为其官僚身份，他几乎总是依靠行政权力介入企业事务，维护国家垄断，并为自己转移部分收益，从而扼杀了洋务运动的企业精神。盛宣怀去世时，其遗产清单显示其财富高达1.349亿两白银，为当时中国首富。“这是中国近代商业发展中的一场悲剧” (参见 [11], p.112) 。

 

而在日本，19世纪70—80年代明治维新初期国家创办的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被私有化，免费转让给一批有经营能力和有政治背景的商人。其中包括日后发展壮大、经久不衰的三井、三菱、古河、久原、浅野等财阀企业。国家不仅向这些企业提供官方资金支持，还通过派遣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其加以扶植。正是借助这种方式，明治政府成功地培育起一个既管理有方，又忠于政府、与国家利益高度一致的工业资本家核心集团 (参见 [12], p.142)。更有甚者，1889年颁布的日本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它虽然仍然确立皇权，但同时规定， “天皇需与议会磋商实施其行政权力”；天皇有权通过诏书立法，但是这些诏书“需要在下次帝国议会开会时得到批准”；换言之，如果议会不批准，则诏书无效。所以，天皇的权力是受到制约的 (参见 [7], p.111)。这样的立法的现代性是否比中国早了100年甚至137年呢 ?

 

自1884—1885年徐润和唐廷枢被迫出局起，洋务运动开始衰落，距其启动仅二十余年。十年后，由于管理不善和资本枯竭，这些所谓“国家支柱性企业”陷入困境。而明治维新时期由国家创建、后私有化的日本企业却蒸蒸日上。1895年中日甲午一战高下立显。满清王朝的局势在战争失败后进一步恶化，1900年又在与十一国列强的战争中惨败并承担巨额赔款。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李鸿章于1895年失势，并于1901年受托谈判和签订《辛丑条约》数月后去世。至此，洋务企业及满清王朝本身都走到了尽头。

 

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也未能、甚至没有意愿引导民间商业资本进入现代工业。1840—1894年间，买办们的总利润估计为3.86亿两白银，加上来自为外国商家做代理的佣金和回扣超过4亿两，总计7.86亿两；而同期清政府在兵工、矿业和交通领域的累计投资仅1.2亿两，其中不少还是国外财团的贷款；外资在航运、船舶和矿业等领域的投资亦在同一数量级。私人企业累计总利润是国家与外资总投资的三倍。买办资本中除了少部分投向商业、金融、航运、矿业、房地产等领域外，更多投向了被视为更安全的外资企业；由于担忧资金安全，它们极少转化为中国本土的工业资本 (参见 [3], p.94)。如此等等。

 

正如陈锦江所言，“大多数近代工业都由于官僚政治的浪费、无能以及缺少资本而失败了” (参见 [13], p.7)

 

洋务运动最大的缺陷在于其意识形态上的根本的错误与偏见：只强调和强化国家利益；缺乏对私有财产（私人股份）的保护；法律缺失或不被尊重；国家官僚以“看得见的手”强力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等等。然而，尽管有千手观音式的干预，衙门内部则缺乏一个统一的强大的部门来担当和协调洋务事务的大政方针和跨地区跨部门的资源，以及人力和财力的统筹与协调，例如李鸿章主要在北方和华东进行洋务活动，创办了江南造船厂、轮船招商局，以及北洋舰队等；张之洞则主要扎根和经营于长江中游，创办了汉阳兵工厂、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 (造船厂)等；他们基本各自为政，几乎从不互相接济，是真正的近代产业“封建主”。

 

还有，主张洋务运动的高层官僚们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他们被夹在保守派(即清流、清议派)与激进派(后来的变法派)之间，被卷在中国人和外国经济和军事代表之间。实际掌握大权的慈禧太后为了自身的利益和保住政权，采取分而制之的权术，通常基本站在保守势力一边，这给洋务运动带了内部的压力和阻力(参见 [14], p.77)。如此等等。

 

这些不利因素之和共同扼杀了中国近代第一次现代化尝试  。所以， 洋务运动失败的真正原因不是经济上的、技术上的、知识上的和文化上的，二是“政治和制度上的” (参见 [14], p.76)

 

尽管失败了，洋务运动仍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现代化尝试，它奠定了今后发展的基础：它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家和企业家，将部分买办转化为真正的工业实业家，也将部分官员转化为“官僚型经理人”，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官僚-企业复合体”。这些都为后续的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经验；此后，这种现代化有时在国家衰弱时发生在政权的边缘，而更多时候则在国家主导之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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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社会自治”下的自发式现代化尝试（1904—1927）

 

在1895年对日战争失败、以及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对列强的失败之后，满清国家实力遭到严重削弱：1894—1911年间，其用于现代工业的总投资仅为2600万两白银，而每年用于支付战争赔款的借款利息的支出却高达3000万两。严重的军事挫败促使满清现代化政策发生根本转向：“清政府随后启动了一系列改革，一方面旨在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国家与新兴现代化中产阶层的合作，并不断向后者作出让步” (参见 [5], p.42)。在此大的背景下，晚清政府颁布的第一步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尽然是1904的  «商律 » (包括)，这就不难理解了。

 

进入20世纪时，内外交困的满清王朝既没有政策协调能力更没有财政能力从国家层面推动现代化事业了。但是它在最后几年制定的一些关于民间投资和行业协会发展的法律和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民间草根经济的发展。

 

1904年《商律》颁布之前，全国约有100家现代企业，其中77.6%为国营或“官督民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纯私营仅占22.4%。1904—1910年，新成立现代企业410家，其中私营企业占比76.3%，公、私比例发生逆转。

 

此前，与洋务运动并行发展的是买办阶层在对外贸易及与外国企业合作中的壮大。1854年由买办出身的企业家约为250人，1870年约700人，20世纪初已达约2万人。他们在地方商业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也扮演着极为活跃的角色。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私营企业与企业家，自20世纪初开始加速发展。

 

现代金融与银行服务模式也在中国出现，并主要由私人资本推动。1904年，户部奏定 « 试办银行章程»。次年成立了户部银行，户部入股半数，其余招私人入股。1908年政府对户部银行增资，并改称大清银行。1913年民国政府将它改组为中国银行。但在1916年，该行设在公共租界的一所重要分行上海分行，脱离袁世凯政府宣告独立。分行经理人宋汉章和张嘉璈 (张功权) 将这家银行全部改组为商股管理机构，董事会从此由股东选出而不是由政府指派；该分行于1913年完全成为独立的私有银行。此外，1907年成立的交通银行，其资本中60%为私人资本。与此同时，传统的钱庄、票号仍然并存。

 

在开埠的租界城市中，商人不仅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也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与政治活动，如上海、汉口、重庆、天津等地。他们创建并管理行业协会与商会联合组织（代国家或地方政府征收厘金，即国内商业交易额1%的税收，从而进一步提升其社会地位），以及经营各地商帮会馆。这些成就并非依赖外国或国家，而是源于中国商人的企业家精神。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商人能够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层面同时发挥重要作用，并拥有相当程度自主性与主动性的时期 : 此前未曾有过，此后无论在国民党时期，尤其是在中共时期，也再未出现过。

 

1911年革命推翻清朝后，大量源自洋务运动的国营企业因债务沉重、无利可图而被私有化，其中最早者为轮船招商局（该企业1884年由公私合营被国有化，1909年被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之后，政府的持股逐渐减弱；但1932年又被国民党重新国有化）。1910—1920年代，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前，中国处于政治碎片化与相对混乱状态，即“混乱的时代” (参见 [14], p. I) ，但中国资本主义却迅速扩张，迎来了现代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

 

这一黄金时代得益于两个关键因素：其一是内部因素，满清的灭亡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启了国家权力严重衰弱的时期，包括个大军阀的混战；其二为外部因素，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国际环境对中国相对有利，具体表现为 : 外国商业竞争者由于战争原因大多奔回了本国，降低了中国民族企业的竞争压力；不仅如此，由于战争导致的多国军事和生活物质的需求陡增，更多的欧洲订单飞向了中国。这一“黄金时代”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体系解体；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在开放的港口城市及附近；资本家-企业家登上了职业、社会乃至政治舞台，赢得公众尊重，并拥有前所未有、亦无后来者的社会影响力。

 

同时，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在部分企业家中兴起，既源于时代氛围（如凡尔赛条约所引发的民族屈辱感），也出于现实利益考量（通过抵制洋货获利）。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并于同年颁布《工厂通则》和《矿业条例》等法规，鼓励私人投资于工业。1912—1920年，中国工业年均增长率达13.4%—15%，在欧洲半数时间处于战争状态的背景下中国位居世界前列（这一现象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001—2012年间再次出现）。中国私人工商投资迅速增长：1920年总额达39.0677亿元，比1913年增长58%以上，年均增长率为8.2%。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显著扩大：1895—1927年间，自主开放港口70个，而1894年前被迫开放的仅34个。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1914年为1.42亿美元，至1920年代末达5.55亿美元，十几年内增长3.9倍，增速超过前述中国私人投资。1892年在华外资进出口公司为579家，1920年增至7375家，增长12倍，控制中国出口的80%。

 

国家投资亦在继续。1911—1920年间，国家投资增长72%，与私人资本增速相当。国家投资领域从军事扩展至交通（1911年在交通事业中国家投资占总投资的75%）。但国家的比重因部门而异：1920年国家资本在工业中占12.7%，较1911年下降3.4%；而在金融和银行业中则由16.1%升至25.8%。

 

总体而言，中国出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上升趋势：1894—1920年，工业、通信与现代交通领域资本年均增长10.38%。但必须指出：其一，起点极低；其二，工业投资占GDP比重严重不足 : 到1930年初仅为1.23% (参见 [4], p.75)。而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1916–2003）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理论，欲真正启动工业现代化，工业生产性投资占GDP比重初期应达到3%—5%，并最终接近10%。

 

1911—1927年这一轮现代化具有以下特征：

 

(1) 主要由私人资本（包括外资，其中包含隐性的中国私有资本）、地方政府以及国内外市场力量推动；

 

(2) 集中于轻工业（纺织、食品、电子、造纸、烟草、火柴、煤油等）和服务业，尤其是银行、交通和进出口，直接关系到民生；

 

(3) 现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1905年抵制美货，1908、1910、1915、1919年及其后多次抵制日货。由此催生了现代行业性民间组织，如“国货维持会”和多个省份的行业协会。但这种由青年爱国者与民族企业家推动的经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保护国货与国内市场的同时，也扭曲市场机制，并使企业家更依赖政治权力，因为其背后往往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

 

这是一次以“自下而上” 、“草根自发”为特征的，由私人企业家主动推动，并受国内外市场需求良性牵引的现代化尝试；但它同样未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现代化，其原因包括：内部政治不稳定（政府频繁更替）；新生私营资本阶级力量薄弱且高度集中于少数港口城市；工业投资密度过低，至1930年代初仅占GDP的1.23%，而发展经济学认为真正启动一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一般需要5%—10%；以及在资本、技术和国际贸易方面更具优势的外国企业的强烈竞争等,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1924年，外国竞争者纷纷重新返回中国，基本终结了所谓的中国民营资本发展的黄金20年。

 

再则，由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进一步开放港口城市后，外国企业可以很容易地在此设立工厂，其资金、技术和管理都优于中国的私营企业，使中国企业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还有，外国商家进口的商品关税税率极低，长期保持在不超过5%，加上2.5%的中转税，但豁免了国内税即厘金，使其商品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参见 [14], p.297)。

 

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处于赤字状态并逐年扩大，1912年为1.02亿海关两，1921年为3.05亿两，1931年为4.15亿两。并且，中国进出口产品的构成结构也不合理，即出口的基本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进口的是机器设备和高档消费品(同上, p.298)。如此等等。

 

第二次“草根自发”式的现代化尝试谈不上失败，但也谈不上成功，因为它未能给中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其强度、深度和广度是远远不够的。这主要是由于在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实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对外有主权独立的，对内有凝聚力的和包容多元化及法治和商业文明的国家和有效的官僚体系，这些在20世纪前20年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基本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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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威权体制下“国家–官僚资本主义” 的现代化尝试（1927—1949）

 

1927年，蒋介石通过北伐完成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党国威权体制。蒋介石从财务上主要是利用了上海的浙江财团的支持上台的，后者的代表人物包括虞洽卿（1867—1945）、张公权（1889—1979）、陈光甫（1881—1976）等；他们皆为当时声名显赫的金融资本家，同时担任商会及各类联谊组织的会长或高级顾问。但是蒋掌权后对开放口岸城市的经济体系和运行方式不感兴趣，因为经济方面其核心目标之一即是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来实现经济与工业的现代化，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党国政治体系下的高度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本身与私有资本主义是对立的。

 

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尝试，与此前20年“自下而上、草根自发、星罗遍地”的私人资本驱动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转而呈现出明显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势干预特征。

 

在政权巩固之后，国民政府便开始对这些曾追随并支持其上台的企业家资本家进行骚扰与打压。通过一系列国有化措施和财政性盘剥（如加重税赋、强迫资本家认购其空无抵押物的国库券等），并辅以心理乃至人身层面的威胁 (通过利用上海杜月笙的青帮等)，逼迫私人资本逐步退让。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1927年国民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官僚对工商生活控制的强势回归，并使企业发展陷入瘫痪。” (参见 [5], p.137) 。至1930年前后，私营资本的衰落已成定局，并最终在1937年前后走向衰败，这一时间点与1937年7月日本对中国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全面侵略相重合。

 

与此前两次现代化尝试相比，这一阶段的治理与现代化实践具有鲜明而独特的特征：一个立志现代化的威权党国，对全国经济运行及私有资本实施了高度的严密的控制。

 

国民党政权试图通过强化国家能力来整合市场与资本。国家开始系统性地干预经济运行，建立中央银行体系，整顿财政与税收制度 (如1931年取消了流行80年的厘金制度)，并通过关税自主（1930年后逐步实现）来保护国内工业。政府强调 “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中国私人资本薄弱、民族工业基础狭小的条件下，唯有由国家出面，方能集中资源、推动重工业与基础设施建设，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由此，国民党政府在1933—1936年间推出了“四年计划”，其首要目标在于强化中央集权，其次是掌控关键产业和战略性经济领域，并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要发展方向。

 

在工业领域，国家投资显著增加，尤其集中于重工业、军工、能源与交通等战略部门。1930年代，国民政府通过资源委员会（后更名为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直接控制或参与经营大批关键企业，涵盖钢铁、煤炭、电力、化工及机械制造等行业。这些企业在名义上属于国有，但在管理与技术上高度依赖德国、日本及后来的美国模式与援助。

 

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并未被彻底排除，而是被纳入国家主导的发展框架之中。一方面，政府通过金融、信贷、许可证与行政审批体系对私营资本进行严格控制；另一方面，也在特定时期、特定领域给予民族资本以保护与扶持。然而，与1910—1920年代相比，企业家的自主空间明显收缩，其社会与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逐步被官僚-技术精英所取代。

 

这种威权的由官僚系统强行推动的集权管理方式，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的前几年确实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据相关学者统计，1928-1936期间，包括满洲国在内，中国现代工业每年的增长率为8.4%  (参见 [13], p.19) 。

 

但是好景不长，这一良好的开端从1932年起开始逆转。世界银价的上升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1931年长江流域特大的水灾、日本对满洲的侵略，以及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 (淞沪抗战) 的发生等，使得中国经济走向衰退，导致了1934年的经济萧条 (参见 [13], p.109)。面对困境，私营工商企业急需国家伸出财政和信贷支持之手，以度过难关、并与实力雄厚的外资竞争。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施援手，反而趁机切断信贷资金，并乘机低价收购，而民间资金渠道已经狭窄，因为1935年3月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后，主要金融命脉已被国家控制。私营金融机构的失势，“表示政府完全控制了金融界，也结束了企业家独立的有影响力的社会集团地位” (参见 [13], p.144)。

 

公有资本在全国投资中的比重持续上升：1911年，公有资本在全部投资中所占比例不足20%；到1930年，公有资本规模增至76.5625亿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38%；1936年，国民党党国已控制全国银行和金融部门的73.6%，并掌握超过70%的交通运输部门。1947年，即其政权覆灭的前两年，国民政府在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64.1%（与1930年相比翻了二倍），而外资所占比例降至13.3%（1936年为57.2%），中国私人资本则萎缩至22.6%（1930年为50%）。由此可见，“国进民退”的趋势已极为明显。

 

至于私人资本自身的投资结构，则主要集中于商业和金融服务领域：1936年，私人资本中41.67%投向商业，39.86% 投向银行和金融业，仅有16.25% 进入工业部门，2.22% 投向交通运输等领域。从地域分布看，1933年，中国40%的现代工业集中于上海。至1936年，采用机械化与新技术的新兴工业在非农业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已上升至32.46%，在交通运输领域中更高达57.91% (以上均参见 [15], p.215-219，及 [6], p.555等) 。

 

国民党经济治理的另外一大特点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长袖善舞。高级官僚们如宋子文、孔祥熙等不仅代表国家资本把控着大的经济命脉，更是直接地自己本人和通过其家属投资控股一些大的金融投资平台和工商企业，许多情况下公股私股难分、公利私利混杂，当然这样做总是为私利的兑现提供旋转和方便之门。例如，宋子文控制的一家投资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投资参股了数十家公司，其股份就值1400亿元，他及其家族还控制着其他十几个大型公司；宋子文被当时的华尔街日报评价为20世纪40年代全球最富有的人、截止那时的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富有的50人之一  (参见 [9]下, p.101 ; 及[15], p.294-295)。

 

总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在统一币值、取消厘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其结构性弱点依然突出，前路仍然漫长。与此同时，中国还在1928—1930年间收回了海关管理权，并于1928年废除了通商口岸中的外交与司法治外法权（该举措于1943年最终得到列强的正式承认）。

 

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在国民党威权政权主导下、成效参差但颇具潜力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因国家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过度膨胀而内生受损，另一方面又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的冲击下被骤然中断。中国的又一次现代化尝试，遂再度夭折。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彻底改变了这一现代化进程。战争迫使国民政府将经济重心转向武器制造与保障生存型工业。大量沿海与内地工业被迫内迁至西南地区，形成所谓“战时工业体系”。这一体系在极端条件下维持了基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并在某些技术领域取得进展，但其核心目标已不再是谋求长期的经济现代化，而是满足短期的军事需求。在国民党政权的后期，国家拥有的固定工业资产（包括手工业）已占全国工业资产总额的80.7%；在工业产值方面，国家在战略性领域中却占据绝对优势，例如电力（58%）、煤炭（68%）、水泥（68%）、铁（92%）、钢（97%）等，更不用说交通与银行等领域。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恢复并推进战前的国家主导型工业现代化战略，但面临多重结构性困境：长期战争导致财政枯竭、通货膨胀失控；官僚资本高度集中并与政权核心紧密结合，引发社会普遍不满；农村经济凋敝，城乡差距扩大；同时，内战的迅速升级进一步吞噬了本已有限的经济资源。

 

国民党执政的22年里，工业化进展和程度可以通过如下几个指标予以体现 。1920时，机器生产力 (现代生产力) 和手工生产力 (传统生产力) 的比例为6.39 : 93.61 ; 1936 时，这一比例为13.6 : 86.4。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例，1936年为 35 : 65 ; 1949 为41.5 : 58.5。仅就工业总产值而言，1936年现代工业产生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0.08%, 1949时年达到了17%。

 

这一时期中国的道路交通状况得到了改善；铁路里程从1928年到1937年增加了5000公里，达到了总共13000公里。通信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参见 [14], p.181) 。如此等等。

进步是明显的，但是强度和幅度还不至于把中国推到现代工业的高度 (参见[15], p.305-306)。

总体而言，1927—1949年国民党主导下的第三次现代化尝试具有以下特征：

(1) 以威权党国体制为政治基础，强调国家对资本、市场与工业化方向的全面主导；

(2) 发展重点由此前的轻工业与民生部门转向重工业、军事工业与战略基础设施；

(3) 企业家阶层被制度性边缘化，经济精英结构由“商人-企业家”转向“行政-技术官僚”阶层；

 

(4) 现代化进程高度依赖战争动员与外部援助，缺乏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 ;

 

(5) 国民党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大量的军阀并没有实质性归顺，从而导致国家财政、预算、税收、市场不能统一，清末形成的“地区主义”现象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 (参见 [14], p.121) ；

 

(6) 民国政府对农村的渗透率并不高。这样它既无法帮助农民脱贫，更无法从占国民经济60%以上, 占就业人数75%以上，占总人口90%左右的农村和农民那里获取税收。因此，国民政府只能搜刮发达地区的工商业税收，其年度财政预算通常只有80% 左右有收入的支撑，剩余的只能靠进一步搜刮或发行公债，再加上对日战争的拖累，这往往又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依此恶性循环，终于导致经济这个大雪球破裂融化。

 

 

这一轮现代化尝试同样未能完成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其失败既源于长期对日战争与内战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也源于威权体制下官僚资本主义的效率低下与合法性危机。它随着国民党的倒台而终止了 ; 或许像某些历史学家所总结的，这是一次“半现代化”或“过度型现代化” (参见 [14], p.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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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 : 极权体制下的 “社会主义” 现代化尝试（1949—1976）

 

我们将主要发生在毛泽东执政时期（1849-1976）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加共产主义经济运动，称为中国近现代的第四次现代化尝试。第四次现代化尝试可被划分为三个子阶段：过渡期与大规模国有化阶段（1949—1956）；大跃进与纠偏阶段（1958—1965）；以及文化大革命与恢复阶段（1966—1978）。在此，我们不对这三个阶段展开细节描述，而主要聚焦于中共对私人资本的改造（消灭）过程，以及毛时代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后果二个方面。

 

1、对私营工商业资本的“改造”和消灭

 

中共于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在1949—1952年间实施了土地改革，并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国家资产；1951—1953年，通过强制手段消灭了私人商业公司（如同两千年前秦国那样），成功实现了对重要生活必需品和战略物资的分配与流通的集中控制；1953—1956年，则以“公私合营”的形式，对私人资本实行了国有化（其形式类似一个世纪前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实行的“官督民办”，但手段更为激进），进而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确立了以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与国民党执政初期相似；并照搬了苏联的模式），等等。在此期间，国家还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并于1956年提前一年完成。

 

1949-1952年，中共在此前国民党已经高度国有化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地加强了国有化；到1952年，国家几乎控制了所有重要资源和战略工业领域 (见下表)。

 

主要工业部门中国有资本生产比重（%）(参见 [15], p.43) :

年份	电力	煤炭	铁	钢	水泥	棉纱	纸	面粉	烟草
1949	58	68	92	100	68	49	35	19	17
1952	88	84	95	100	64	48	59	43	64

 

 

国家同时对商业与流通网络加强了控制。1949年，私人部门在商业流通中的比重为76%，在零售销售中为83.5%。1950—1952年间，国家在商业批发中的比重由23.8%上升至63.2%，零售销售中的比重由14.9%上升至42.6%，出口领域更由66.5%上升至93% (参见 [15], p.43)。与此同时，为了遏制和削弱私人部门，国家削减甚至中止对其银行信贷，而整个银行体系在1952年已99%处于国家控制之下。后来逐步通过统购统销等一系列限制措施，进一步把私营商业排挤出局。

 

生产方面，自1950年起，国家逐步通过国家订单制度影响私人企业生产；至1953年，由于朝鲜战争和恢复经济的需要，国家订单在私人企业中的比重上升至53.6%，随后持续下降。到1955年，由于国家订单骤减，私人工业生产与销售比重仅剩9.3%。条件成熟后，自1954年起，国家启动了“公私合营”计划，以接管并改造私人企业，这一做法令人想起一个世纪前洋务运动中的“官督民办”。凡雇员超过十人的私人企业，均被强制纳入该计划，并由国家派驻代表实际控制。至1955年底，在政治高压、订单枯竭、失去对企业生产控制权与人事权、融资困难等多重挤压下，大多数私有企业家被迫以极低价格甚至无偿转让股份给国家，退出企业。至此，所谓对旧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55年底，私有资本生产价值已降至全国总量的1%以下，几近于零。

 

1956年，对私有资本的工商业改造宣布胜利完成 (以上均 参见 [3], p.57-68和 [16] p.311-312等) 。

 

2、毛时代的计划经济：特征与后果（1956—1976）

 

1938年，一位对苏联社会具有清醒洞察的观察者曾写道：“革命最大的成就，越来越明显地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 (参见 [17], p.297) 。斯大林在1952年也指出，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这些判断，同样适用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中国。除直接模仿苏联模式外，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中共已在其控制区（如延安）于1936—1948年间试验过高度行政集中的、严格军事化控制的计划经济体系，并在朝鲜战争期间通过战时经济管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经验。中共1950年即设立了统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全面推行计划经济创造条件。自1953年起，中央政府收回了此前下放给大区的权力，撤销了区域性党政委员会即六个大局，此前于1952年11月设立的有垂直管理职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作用得到了加强。作为中央级的经济政策和功能组织，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重大投资规划与全国宏观经济控制。随后设立了各行业部委，既执行上面的具体计划，又作为其直属国有企业的主管机构；各省设立对应机构，作为中央部委的延伸，在党委书记与省长的双重领导下执行上级指令。

 

在资金方面，中央政府掌控一切：大型工业与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央直接发起并拨款；地方项目必须上报中央审批。原材料与生产资料由国家集中调配；农产品与日用品（布匹、火柴、食盐、食用油、小型电子产品等）实行统一采购与配给，辅以配额和票证制度。在劳动力方面，1954年后，各工厂的招工、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编制均由国家决定，企业无权自行招聘；岗位等级、工资阶梯、晋升标准、奖金制度等亦由中央统一规定。由于财政与银行体系已100%处于党国控制之下，国家由此全面掌控了资金、物资与劳动力，这正是计划经济或指令型经济的典型特征。再加上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基本上实现了现代极权主义下的计划经济体系。

 

伴随着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跃进（1957—1961）、文化大革命（1966—1967）、以及上山下乡运动等政治运动，在长达20年的极权政治体制下，“毛泽东耗尽了其政治信用，为了维持其个人的绝对权力，不惜将国家、人民，尤其是整整一代青年，拖入黑暗之中”， 正如西蒙·莱斯（Simon Leys）所总结的那样 (参见 [18], p.41)。

 

 计划经济的后果与危害 : 计划经济模式的负面影响在苏联与中国皆不胜枚举。中国GDP在世界中的比重从1956年的7.5%下降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年）的6.6%；人均GDP从1950年代初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4%，降至1966年的30%。1978年，中国劳动者人均创造GDP仅为632美元，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34%。1966—1976年间，农民年均收入仅增加1元人民币，工人工资在同一时期甚至下降4.5%，若计入通胀，1957—1978年实际工资下降14.8% (参见 [3], p.36, 37 ; 389, 235,256, 269, 273 等) 。

 

即便将毛时代的现代化视为在极权政治体制与高度意志化的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下进行的第四次“强制性现代化”，这一尝试对其发动者而言是彻底失败的，对中国人民而言则是灾难性的，除少数国防与基础设施项目（如原子弹、氢弹、卫星工程、铁路网络的修复与扩展）之外。总体而言，这一尝试甚至比1861—1949年间同样失败的前三次现代化更为糟糕。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很多，但最为重要的有如下几点。从根本上说它束缚甚至泯灭了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下级、基层和个人只能执行指令而无自主权；从宏观层面上说计划经济制定者们对其自身的智力和能力过于自负，即哈耶克所说的智力的自负；从微观经济的层面上说，计划经济无法解决两个难题，一是对各种微观经济信息的全面地及时地获取、分析、判断和决策；二是由于真实的价格体系的缺失导致商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换价格无法精确计算，这样既无法有效地进行资源和劳动力的配置，也无法生产出大众真正需要的商品，从而导致经济学上的一个奇怪现象，即“短缺经济”。如此等等 (参见 [19], p.8-10) 。

 

对极权体系下的第四次现代化尝试的失败，邓小平做了最好的阐释。1978年，邓小平对此作出总结：“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 ‘大跃进’ 和 ‘文化大革命’， 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 ‘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行吗 ? ” (参见 [20], p.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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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 : 邓式 “政治资本主义” 框架下的现代化 (1979-2025)

 

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作者称之为近现代以来的第五次现代化尝试，由于时间太近和作者能力和水平有限，本文不做详细探究和评论，而仅限于介绍一种作者认为较有解读效力的经济学观点即“政治资本主义” （political capitalism），以供读者参考。

 

“政治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曾经从经济史的角度有所涉及；近年由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与梅赫尔达德·瓦哈比 (Mehrdad Vahabi) 系统地进行了阐述 (参见 [21] 和 [22]) 。韦伯曾提出“政治资本主义”或“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用以描述通过非市场机制获取利润的行为，包括寻租以及直接占有。该概念构成了一个对人类通过非市场等价交换行为而获取财富的现象极具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和分析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以及最近面临的问题。

 

米兰诺维奇-瓦哈比“政治资本主义”的主要观点如下 : 他们把邓小平视为当代政治资本主义祖师爷，而当代中国则是其原型。他们指出现代政治资本主义具有三大特征：“（1）高效的官僚体制（行政）；（2）缺乏法治；（3）国家的高度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自主性和权威性”；但它同时存在两大无法逾越的内在矛盾：“第一，上述特征（1）与（2）之间的冲突，即良好官僚体制所需的非人格化事务管理，与对法律的随意裁量和使用之间的矛盾；第二，由于缺乏法治所滋生的系统性腐败，与该体制赖以维持所必需的建立在该法律基础之上的合法性之间的矛盾”（参见 [21], p.95–96）。瓦哈比进一步区分了“缺乏法治”与“法律运用的任意性”之间的差异，后者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情形：“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不存在；法律既存在又不存在，因为它们可以根据国家欲惩罚某一‘不受欢迎’的政治行为体或商业竞争者而进行自由的裁量和被有选择性的使用” (参见 [22], p.128–129）。

 

瓦哈比还系统阐述了政治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在他看来，政治资本主义的发生和保持具有如下假定条件或前提：（1）广义而言，它是一种以货币形式进行利润获取的非市场掠夺机制，利润通过分配领域(主要指稀有资源和经济利益)中的占有性活动而非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被攫取，只要市场、货币关系和融资存在，便可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实现；（2）其制度前提是国家主权与财产权的混合不清；（3）它需要国家官僚体系与私营部门在寻租活动基础上的合谋。没有一个掠夺性国家，其中官僚体系成为政治阶层的战利品或棋子，政治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4）它强化了市场关系中的官僚化倾向；（5）从社会学角度看，它促进和保障少数精英群体的利益，而损害多数民众的利益。同时，瓦哈比提醒：“这些普遍特征在具体案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式。经验研究必须在不同国家、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与之后，对其具体特征加以考察” (参见 [22], p.117）。

 

上述米兰诺维奇与瓦哈比的理论发展，可被统称为“当代政治资本主义的分析范式”。

 

根据这一新的分析框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政治资本主义” 可以大致被划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包容性阶段” (1979-2012或2015) : 其特点是淡化意识形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市民社会相对宽松，对民营经济相对包容。它的确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了WTO之后。中国“政治资本主义”第一阶段时期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990–2000: 9.68% ; 2001–2012 : 10.23%.。

 

第二阶段即“抑制性阶段” (2012或2015，尤其是自2022—2023年起至今) : 其特点是强调政权和国家的安全，加强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管控，经济建设退居第二位，对民营经济加强控制和抑制，它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中国“政治资本主义”第二阶段时期的GDP年均增长率为: 2013–2018 : 7.1% ; 2019–2025 : 5.0%（或2–3%[1]）。

 

 

中国 “当代政治资本主义” 的局限性 :

 

米兰诺维奇与瓦哈比提出的 “当代政治资本主义分析范式” 对解释和分析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快速经济发展极为有效。同时，它也揭示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弱点和局限性。自 2022–2023 年以来，不可否认，中国经济进入了下降期，这一趋势既非推测性的，也非短暂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且可能长期持续。

 

 

目前的经济困境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政治资本主义单维度发展的必然产物。米兰诺维奇曾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必须问，中国政治资本主义（如邓小平所定义）是否可能在中国长期存在和继续发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效力？”(参见 [21], p.113）。目前看来最合理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至少有两个内在因素阻碍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即缺乏法治，或法治的随意性应用，以及政治对经济和商业的过度控制。

 

中国政治资本主义在不同情境下或不同发展阶段可能表现出经济的高效率或低效性。具体而言，从1980年开始，在之前的1958–1978 年长期停滞后的经济恢复和追赶阶段表现出极高的效率，尤其是在生产领域（它区别于资源配置或利益获取领域）。然而，在更具挑战性的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这种模式已不再高效，甚至成了负效率。该阶段要求更多的产权清晰及保障、法治国家体制的建立和切实落实、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公民社会的创新、社会公平与正义，尤其在资源分配、收益分配、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以及经济成果的公平共享等方面。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政治资本主义目前未能解决其上述的两大内在矛盾，更不用说建立起制约政治权力的机制，例如现代宪政体制了。由于缺乏持续经济增长的动能，并且在现代法治与社会公正上存在弱点，中国当代政治资本主义已到达其极限，逐渐失去了活力和动力。

 

因此，党国面临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如果欲恢复企业家信心并重振经济活力，则需要以法治为最低条件，然而这将根本改变中国政治资本主义的本质 (缺乏法治或法律的任意性运用)。目前看来，这种情景短期内不大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如果维持现行模式不变，当前的衰退趋势，无论是对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而言还是对更广泛的中国经济而言，都将继续恶化，并可能最终导致大家不乐意见到的重大事情的发生或突变。

 

 

正在进行的从1980年代开启的第五次现代化是中国自19世纪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和经济转型最深刻、相比较之前的四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是最接近全面的和最终“封神”的一次现代化努力，即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更是社会、制度、法律、教育、文化、政治的现代化。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党国及人民应该树立全面现代化的观念，在现有已经取得的工业、物质或经济现代化巨大成果的基础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第二强国等) ，再进几步，再升几格，促成全面的和质的变化和飞跃，则近二百年以来数代仁人志士们一直梦求的全面意义上的现代化大业终将成就也。

 

(2026年3月6日，于巴黎)

 

 

注[1] 中央党校著名经济学家周天勇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新的、力度更大的结构性改革，例如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新的改革领域，那么在第十五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期间（2026—2030年），中国的年度GDP增长率预计将下降至2.48%。参见ttps://amp.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 /article/3342678/chinas-future -growth-rate-could-drop-25-without-market-reforms-economist (8 Feb 2026).

 

 

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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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Philippe Bernard, Destin de la planification soviétique, Paris, Les Éditions Ouvrières, 1963 ;

 

[20] « 邓小平文选 »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1] Branko Milanovic, Capitalism, Alone, 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22] Mehrdad Vahabi, Destructive Coordination, Anfal and Islamic Political Capitalism, A new reading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Switzerland,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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