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声锋 ｜中国传统经济的四大特点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全文)

[编者按] 老杜的这一力作洋洋洒洒，近17000汉字，是他近来广泛阅读和独立深入思考的成果。

 

全文综合并总结了中国传统经济的四大特色，试图以此解释和认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优势和短板，可谓独辟蹊径，对于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前景均具有重要的启发和现实意义。

 

本文经作者授权由“法兰西360”网站和微信公众号首发。

 

 

[Note de l’éditeur]  La présente œuvre de DU Shengfeng, d’une ampleur impressionnante – près de 17 000 caractères chinois –, est le fruit de ses récentes lectures étendues et de sa réflexion indépendante et approfondie.

 

L’article synthétise et résume les quatre grand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économie traditionnelle chinoise, dans le but d’en tirer une compréhension des atouts et des faiblesses de l’économie chinoise actuelle. Par son approche originale, il offre une perspective éclairante et d’une grande pertinence pour saisir la situation et les perspectives de la Chine d’aujourd’hui.

 

Ce texte est publié en exclusivité, avec l’autorisation de l’auteur, sur le site et le compte WeChat « France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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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声锋，旅法独立学者。曾在法国、亚洲区、中国跨国公司任高管数十年]

 

 

人类自进入文明以来，在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和仪式、政治制度和体制机制、习俗传统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各个民族都自愿地 (由少数精英带领或由族群等群体集体选择)或被迫地 (由其他人群和文明的外部力量和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驱使) 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载体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深刻地受到前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与之共生性地或相对独立地发生和发展出自己的模式或特点特色。了解和理解中国古代经济的固有特点或特色，对于解释和认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优势和短板，以守正纠偏，明确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改进和加强其发展动能，都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和现实意义。

 

笔者经过较广泛的阅读与较深入的思考，综合并总结出中国传统经济的四大特色，并斗胆呈现给读者，不求全面，以求分享与批评。(本文把中国传统经济的时间限定在上古时代开始到十九世纪末)

 

 

一、早熟高效的农业经济和较早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并无法通过内生性创新自我突破

 

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文明地区一样，中国农业的真正发展也是从进入新石器时代开始的，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时间。在南方，中国先民们最早种植的是水稻；而在北方，人们最先种植的是黍 （诗经中称为“黍稷”；有些地方也称之为“小米”），后来逐渐引进和加大了小麦的种植。

 

从主要的农用工具上说，直到西周末期和东周时期 (即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它们主要由石器和木器制成；此后逐渐过渡到由木器和铁器制成。从战国时代 (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 开始，铁器被应用到耕犁上面，因而发生了一次农具革命，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农业的收成（法国直到公元6世纪才开始引进和使用铁犁，比中国晚了一千年 : 参见 [1] p.69 ; 具体书名见文章的最后“参考资料”）。铁木犁的使用，也改变了耕作的方式 : 开始是用人 (一般为三人) 拉犁加一人操作犁柄，后来逐渐变为由牲畜 (牛、马、驴等) 拉犁。到了西汉武帝时期 (公元前140年 — 前87年) ，当时最先进的耕作方式是两头牛、三个人的两班轮流作业制。到了东汉时期 (公元25年 — 220年) ，由于牛和铁这二种商品价格的大幅下降而得到了普及，“一牛一人一犁”的耕作方式得到了大力发展和推广，尤其是在农业较为发达的北方地区。有些史学家把它称为中国的第一次农业革命 (第二次发生在唐代，公元618-907年，由双层的曲辕犁的革新引起；参见[2]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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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牛一人一犁”农业耕作方式一但确立，此后除了一些制造技术和使用技巧方面的细节性改进和调整，几乎再也没有更大的变更和革新，以至于到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把这种耕作方式看成是小农经济的理想状态。事实上，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的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分田到户、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时，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实行这种耕作方式；甚至目前在中国的有些偏远地区，农民们仍然采取这种耕种方式。

 

记下这一个历史现象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模式是中国传统经济、税收和农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更是因为它启发、孪生和加固了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比如，对于朱元璋来说，理想的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就是由5-6个家庭成员组成、男耕女织、敬老爱幼的家庭，其中男人就是利用“一牛一人一犁” 耕种30-40 亩地、女人在家进行织丝或纺织；全家基本上过着自足自给的小农生活。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一切逻辑思维都源自经济活动及其决策的范式；经济范式就是逻辑的基础模板”；“归根结底，资本主义 — 不仅仅是普通的经济活动 — 构成推动人类行为进入理性化 （rationalisation）的力量” （[3] p. 169, 172. ）。在古代，农耕方式即农业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对一个民族的性格、逻辑思维、理性行为以及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尤其对中国这样的重农抑商，商业和贸易不发达的古老国家。

 

汉代以后，中国进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动荡期，直到隋 (581-618) 重新统一了中国。技术的进步、对外的开放、1794 公里的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加强了南北经济的联络和互通，大大地发展了中国的经济。以至于从中唐 (7世纪末、8世纪初) 开始，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商业经历了一个长足的发展，直到南宋时期 (12世纪初) 。期间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 (公元1082年，国有土地只占总额的1,4%) ，大多数农民或者直接获得了一定面积的土地，或者变为佃农 (大部分情况下与地主5-5分成土地收成) 而不再是农奴。唐以前，北方的农民由西域从印度等地引进了小麦种植，逐渐取代了黍的种植；在宋代，南方的农民从东南亚引进了新的稻米品种。小麦和新的稻米与之前的种植品种相比都有更好的收成或收益。再者，安史之乱 (公元755) 以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逐渐从北方转向南方；加上对外的开放，南宋时(公元11-12世纪) ，真正的区域性和国际性大市场逐步形成；与之相伴随的是地方性市场的繁荣、创业和经商的相对自由、纸质货币的发行和运用、特许经营权的发放、科技的发明与创造，等等。所有这些被西方史学家誉为“宋代革命” (参见 [4] p.184 等) 或中国“近代化的黎明” (参见 [5] p.88)。

 

北宋时期的公元980-1110年，中国人的家庭数量从此前的700万户增加到2100百户；人口数量第一次达到了一亿人。(中国古代人口的历史演变大致如下 : 公元2年5900万人；公元57年下降到2100万人；公元105年5300万人；公元700年6000万人；公元1100年一亿人；公元1368年下降到6500万人；公元1600年1.5亿人；公元1630年1.92亿人；公元1680年1.5亿人；公元1776年3.11亿人；公元1820年3.83亿人；公元1850年4.36亿人；等等 ; 参见 [4] p. 125, 183, 194, 256, 275, etc.)

 

人口虽然大量增加了，但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方式一直没有明显的改进和变化，更谈不上变革或革命。到明代中后期 (公元1600年前后) ，由于人口的快速增加，土地面积尤其是肥沃多产的土地面积的不足，能源供应的限制（主要是木材和碳），以及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落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和农业的发展双双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巨大瓶颈；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达到了其潜力所能允许的最大的极限值。自此以后，粮食产出的增加与人口增长的倒挂不可逆转地陷入长期的极度紧张趋势和境况。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近代经济和社会的长期萧条与衰退跟19世纪西方列强的入侵没有任何历史的和事实上的关系或关联。

 

马克思老先生曾经立下判言说 : 在中国，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有机整合而产生的经济效率和时间的节省而对西方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形成了强大的抵制作用。基本的历史事实表明，这一论断是没有历史和经济依据的(参见 [6] p.282-283)。历史的事实刚好相反。中国经济史学家刘狄对1600-1840年这二百多年间的中国的人口、农村土地、农业生产及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出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和细致的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 : 在这240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18 %, 远远低于欧洲同期的增长率。在1600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PIB) 占世界的25% ；到1820年时，这一比重下降到了20% (而不是像有些中国的和西方的经济学家所说的28.67%或33% ; 参见 [2] p.21)；1840年以后，这一比重继续下降到20%以下。至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横向上看，在1600年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英国的40%，1820年时下降到20%以下，1840年时仅为英国的16% (参见 [6] p.267)。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急速下降部分地可以用人口的增长来解释。英国经济学家Stephen Broadberry对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本身的演变进行了纵向的比较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北宋年间（960-1127）达到顶峰；之后便呈显出不断的稳步下降的趋势，到了明代中叶(1500-1550)，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北宋的80%；到了清代中期的1750年，这一数值为50%。这六百年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是不断地下降的。这两组数据充分地反映出，中国农业的增长没有配合和跟上人口的增长，从而把中国拖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即食物和财富的增长在人口的增长面前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鸿沟或瓶颈，跟不上后者的增长速度。这种现象也被经济史学家称为“过密化的情景”（situation d’involution）(参见 [4] p. 308, 310-311. ) . 赵冈和黄宗智等学者强调小农经济的固有的局限性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的抑制效应。他们认为，那种以家庭生计为目的的农民生产模式要想保持和延续，就必须抑制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密集型农业的形成(参见 [4] p. 3-4) 。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学家Mark Elvin 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经济较其它经济体较早达到的被绑在烧烤架上的“高水平的平衡陷阱”，以及黄宗智等人所说的过密化的本质，它们正好是真正的经济发展的相反情况 (参见 [7] p.9-10)。如此等等。

 

在几乎同一时期，西方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难题，且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 比如，1800年以前，法国也遇到了“马尔萨斯陷阱” : 1800以前法国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土地的贫瘠和技术的落后使得法国人只能维持在最基本的物质生存线上(参见 [1] p.14,15)。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1750年前后，一场大的不可逆转的运动正在悄然发生，欧洲人逐渐地从之前的维持基本生活的农业转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农业(参见 [8] p.44)，或者说从对农产品的直接消费转变成对它的间接消费(农业间接消费是指越来越多的非农人员 – 甚至包括一小部分农业服务人员本身 – 通过从市场上购买农产品的方式来满足他们对食物的需求；这同时也意味着农业产生了富余的农产品可以在市场上交换 )。通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到1850年前后，在西欧，对于超过50%的男性劳动者而言，农业生产方面的收入已经不再是他们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了(参见 [9] p.23-24)。

 

欧洲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完全是的得益于其强大的技术创新和工业革命。那工业革命又是怎么发生的或者说怎么成为历史的可能呢? 历史的嬗变和转换是 : 西欧近代农业的整体发展和科技的快速进步给工业革命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与法国的重农学派一样，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 « 国富论 »中已经指出，由土地产权所创造的富余收入和资本必须注入到新的经济领域并促使后者发展壮大，不然这些盈余的积累最终会是无效的或被活活地给浪费掉了。总的来说，“农业应该尽可能多的产出，为不断扩大的市场服务，不断地增加其资本积累以出借给新的经济领域” (参见 [8] p.41)。如此，在近代的西欧，尤其是首先在英法二国，由于技术革新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冲抵了人口增加带来的食物需求上的压力；同时，由于新兴工业领域的快速急剧的发展即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和财富来源。近代西欧不仅成功地迈过了“马尔萨斯陷阱” ，也实现了科技和财富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快速增长。紧接着，工业革命在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地也相继出现。然而，近代中国却一直陷在“马尔萨斯陷阱” 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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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专家们的研究表明，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与其说是经济和技术的原因，不如说是政治与制度的原因。一般认为，近代欧洲的异军崛起得益于三个因素的叠加，即市场、国家、技术革新，它们互相作用与促进，缺一不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没有欧洲国家的善意或者至少是保持中性，现代资本主义不可能首先在欧洲发生。在中国，固有的东方专制主义、帝国治理的僵化以及强大且顽固的官僚体系建立和固化了内卷化（式）的治理模式以及无生无气的经济行为惯性。因此，进入近代以后，与西方相比，中华帝国的掉队落后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明朝的万历年间(1573-1620)，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进一步发展，江南地区的手工业 (制瓷、浆染、造纸、榨油、制铁等)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仅在嘉兴的石门镇就有二十家大的榨油坊；每家雇佣几十名工人，二十家合计雇佣了八百多个工人。油工晚上作业，工钱二铢，很明显这是属于雇佣劳动者的性质，“这种油坊已是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手工工场了”。但是，明代的国家并不支持私有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是想方设法地对之加以限制甚至打压，对其课以重税和不断地榨取。商税名目多如牛毛，除了征收市镇店肆的门摊税、市栈门摊税外，在各交通要道普设关卡收税，检查来往车船，计算所载货物多少、路途远近，令其缴纳钞币，即所谓的钞关制度。万历年间，关卡多如漫天飞舞的絮花，发达地区每十里地就有一个关卡。例如一船灯草、扫帚，只值一两多银子，而货物税和船税却要交三四两银子，许多小的商人不堪重负，只能选择弃船而逃，或者焚货而去(参见 [10] p.185, 189-190)。到了清代，虽然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由于同样的问题，资本主义近现代工业无法内生性地在中国发展；在一片对私有财产尤其工商业产权和企业创新火烧烈烤的土地上，是无论如何生长不出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树的，更不要妄想其枝繁叶茂、万古长青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工业化尝试、五十年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决然团灭，以及最近十多年来大势宣传的 “国进民退”的顶层发展策略，都只不过是中华帝国以一贯之的经济治理政策和官僚们打击市场的行为惯性的翻新和回光而已。太阳底下本无新事，培育市场、以法治理国家和经济、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和倡导真正的创新更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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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对基础性战略资源和生活必需品的垄断经营以及对市场的过度管控

 

 

在远古的中国，直到西周 (公元前1046-771 年)末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并不存在；那时只有广义上的皇家才有商品尤其是奢侈品购买的需求；贵族们的需求大多是通过他们之间的内部交换解决的；至于普通老百姓(庶人)，能吃饱肚子就千恩万谢了，有交换的话也基本限于小范围的物物交换。也就是说那时的商业仅限于政府垄断经营的为其自身（皇家和贵族）服务的那一小块。

 

从东周亦即春秋时代开始，周王朝的统治力和权威大幅下降，国王变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象征。此时中国的商业活动才真正开始发展和繁荣起来(中国历史上似乎有个“国衰民盛”的规律性现象，即国家权力和管控式微时社会、商业和经济就会得到发展甚至繁荣；反之，社会就会被压制压抑，商业和经济不是衰退就是凋零 。春秋战国时代如此，汉初唐初、宋代、清末民初、文革刚过后等等亦近似)。这时，商人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也随之出现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发展。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尤其是从战国时代 (公元前453-221) 开始，曾经的周王朝不复存在、被瓜分为若干个城邦-小国 （état-ville）。为了生存或称霸，这些小国之间进行着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国王们纷纷把自己控制的土地分发给管辖区的农民或臣民耕种，以换取后者的税收、徭役和兵役。因此，一个新型的政权及管理模式出现了，即集权专制的国家形态 （État autocratique centralisé），它取代了之前的封建王朝政体（dynastie féodale）(参见 [11] p.29)； 此前的贵族们的特权和世袭制也逐渐地被取消，被一个新的更有效率的行政和军事官僚阶层所取代。新型的王国-国家 （royaume – état）的社会结构由两个大的层级组成，上层是新兴的官僚 （员）们，也被称为新的官僚贵族，他们比以前的世袭旧贵族们更加有效率、更加服从和忠于国王；下层由新获得土地的相对独立的庶人（roturier）构成，他们通过官僚阶层直接面对国王，因为以前的作为他们主人的中间贵族阶层消失了。在庶人的二侧，是工匠和商人阶层。

 

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前三世纪，由于城邦的出现（大小四百来个）、王权虽小但非常的集中、货币的出现和流通，尤其是新的行政和军事官僚集团的出现和壮大 （他们有巨大的购买力），打仗和增强经济实力的需要等等，地方和区域性的市场也逐步兴起，并扩大和壮大。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新兴的商人阶层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自然地涌现出来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越国的范蠡、魏国的白圭、卫国的吕不韦等(参见 [12] p.30, 37 ; [13] p.82-90 )。自此以后，中国的商人阶层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步履蹒跚，偶尔被鼓励（如当时的赵、魏、韩，以及后来数个王朝战乱之后的短暂恢复期等），大多数时间总是被限制、压制和规训，时直今日依然也。

 

而在西方（比如腓尼基 – 迦太基和希腊等），古代的市场一旦出现和形成，它们主要依靠自然的、习俗传统的和合约规范等的社会力量和国际交换力量的推动与发展，王室和贵族们只是商业活动和商品市场这个巨大的网络中的一环或一个结点。与之大为不同的是，在中国，市场从它诞生之日起，从它看到人的踪影的时刻，国王们或国家就知道并且尽一切能力和强力控制和垄断人们生活和生产必需的初级物品或产品，垄断制造这些必需品所需的战略性资源和材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市场萌萌呀呀诞生之时，齐国的宰相管仲（公元前730 ? – 645）就建议并实施了国家对食盐与铁的产品的专卖，并课以重税，以充盈国库；但彼时垄断专卖还仅限于商业流通领域 (参见 [12] p.23) 。随后的秦国，打着国王或皇帝的名义，不仅在流通领域对盐铁实施专卖，而且把有形之手延申到原材料即上游资源的领域。从此以后，盐铁成为历代王朝和政府实施垄断和专卖菜谱中的必备的佳肴。秦亡以后，西汉试图以“强我大汉国威震野匈奴”的托词实施盐铁的全产业链的垄断和专买专卖。公元前八十一年，汉昭帝元凤六年，朝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盐铁会议，史称“盐铁论”。御史大夫桑弘羊（前155 ? – 80 ）虽濒临老死风险但强显出老当益壮、披甲上阵，代表官府一方，另一方阵由来自全国的几十名贤良儒生组成，代表社会和地方的立场。当然，在“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的美丽辞藻包装下，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宣泄中，官方立场强势胜出。盐铁专卖专营冠名堂皇地在中国历史上得以正式确立 (参见 [14] p.63-64) 。 此后的历代王朝，根据国库的盈虚、皇帝的德性、大臣们的压力和喜好，只是在汉朝盐铁专营和管控的基础上进行一定范围、强度和税率等方面的微调，再也没有想过取消它或对它做出重大调整。比如，在汉武帝和王安石的时代，国家在专营专卖的菜单上添加了酒业；宋初开始的、经过王安石的强化，宋王朝将烟、丝绸和茶叶等也列入其专营专卖的菜单；南宋进一步将瓷器也列入其中；满清于1757年将对外贸易列入其专营垄断的行列。如此等等 (国家对盐的专卖直到2014才勉强地予以取缔) 。时至今日，看看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国XX银行，国家电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路，中国五矿中国稀土等等，就明白它们出自何处，因何而生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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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管理方面，也由最初的管而不死发展到后来的严加管控。从秦国开始，在法家的思想指导下，中央集权专制制度逐步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是国家对社会各个领域及对家庭和个人的严格管控 （什伍制、连坐制等）。经济也由以前相对自然自发和以习俗为主的发展模式变为国家高度领导和操控型的经济（économie commandée）。国家除了对农民和土地严加控制，对战略资源和物资严格垄断外，对市场也进行严格的规范、监督和行政干预。考古发现的楚国和秦国的官方陶瓷印章上刻有“市”字，表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政府就已经对市场和贸易进行了管理和控制，并征收各种税赋。政府用它的有形之手通过对市场准入、独家批发权、行业组织和工种的认证等方方面面进行干预和控制 (参见 [15] p.91)。只是到了唐代中期，政府对农民和工商业者的管控才有所放松，让市场要素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政府对税务和徭役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和轻化，这样才使得唐宋时期的中国出现了史学家们所谓的中国古代经济的第一次大嬗变(参见 [4] p.183)（部分历史学家认为第二次出现在明中叶的1550年代，但是历史证据不足以支撑此说）。但即便如此，政府并没有大幅放松对市场的行政管控。在唐代，政府指定特定的区域作为市场并对开市闭市时间做出严格的规定；政府并主导成立了二百二十个行会，设有“行头”或“行首”，通过他们对商户和市场进行监督和管理，利用行会组织征收商税和其他税收。宋代虽然允许夜市和中间商的存在，但是也仍然对他们进行密切的监管，王安石就决定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管理市场并征税，叫做“市易务” (参见 [12] p.114-115)。中国的这些行会或商业组织由政府倡议设立、并由政府任免其头领，头领们对政府负责，与中世纪欧洲各地商界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及自治的行会或帮会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比如十二世纪的意大利北部的某些城市的商人协会，他们即是商业组织也是市政管理机构(参见 [16] p.88-98), 以及十四世纪初的巴黎大商人行会（Etienne Marcel 是其头领，相当于当时的巴黎市市长）等等。如上所述，宋代朝廷首先扩大垄断和专卖范围；然后他们通过拍卖茶盐酒等生活必需品和战略物资品的特许经营权来获利，并且收编一部分有能力有经验有客户的私有中间商为政府服务，以竞争和压制民间的同类业务；因而到处可以看到政府有形的巨手在市场上翻云腾雨，对经济活动进行深度的监控和干预。明朝基本上随了宋制。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把市场、流通网络和经济活动置于其严格控制之下并重征税赋为了皇家和官僚们的消费和薪俸，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用于国防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市场有三个层次，即地方村庄一级的、城镇的和跨区域的；它们尽在各级政府的管控之下，只是控制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它们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自主和自治；商人们也不敢造次、提出任何独立和自治权利方面的合理要求。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概括 : （1） 在春秋战国以前，中国的经济主要是自然自发形成的和以习俗为依托而运行的；市场则仅限于满足皇家和贵族们的消费和交换的需求；它是建立在具有血缘关系的父系制政体基础之上的；（2）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尤其是经过秦汉二代的加强，在此后的上千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传统经济演变成为政府高度管控型和垄断型的经济，主要体现在对战略资源和生活必需品的垄断经营以及对市场流通的高度管控与干预；它是建立在高度中央集权专制体系之上的。虽然期间有所变换（如唐代），但大部分时间一以贯之；（3）自唐中期的公元八世纪始，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央集权专制没有改变，甚至有所加强如元、明、清时代，但是对商业领域的管控某些方面有所放松，唐、宋、元对跨区域市场甚至国际市场的重视和开拓，唐、宋、明对税负和徭役的货币化，宋对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宋、明等对中间商的认可和准许，等等；但是这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松绑而已，市场这只鸟儿一直被深深地关在政府和官僚们制定的铁笼子里面；而且政府说变就变，如元代对汉人的奴役、明代的禁止海上贸易和清代的禁止国际贸易等。

 

在这一切皆变的话术（ « 易经 »）和阴险奸诈的计谋（« 兵法 »）之下，两千年以来，中国政府 ，无论是王国王朝还是冠以共和之名，有一点是恒古不变的，即对重要战略资源和民众生活必需物资的垄断经营和对市场的严格管控，这既是为了税收，也同样是为了毫不放松对社会和商业经济活动的监督和控制。这一点与西方古代、近代甚至中世纪是大异其趣的。这也属于某些学者所说的西方社会是由商业和技术路径进入文明的，而中国恰恰相反，是靠暴力和赢者通吃而拖入文明的 (参见 [17] p.5-10, 21-24, 53-63, etc.)。在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和商人（即近现代的资本家和企业家）是不受政府待见的，需要时利用之，用完后弃之如敝履；他们从来都不是“自己人”。自古至今，盖莫例外也。从这个侧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且无法自发地进入和巩固资本主义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体系，即无法进入全面意义上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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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榨取型的经济和税务制度及强烈的反“资本”反市场精神传统

 

 

在像秦国这样非常专制的王国或国家里，商业和商人被看作是大恶之一、之首， 他们被认为是极端自私的，对国家来说是破坏性力量，对社会来说属于有害的因素，他们引起农民的嫉妒而不安心务农，所以对商人必须严加限制和监控。法家的代表人物如商鞅 (公元前390-338) 和韩非子 (公元前280-233) 等不厌其烦地强调国富国强和建立与加强国家权威的重要性。那个时代的儒家名流们倒是对商业和商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宽容，比如孔老夫子的得意门徒之一子贡（公元前520-456）还是春秋时期的成功大商人之一, 被后世誉为儒商之父(参见 [12] p.37-38)；孟子（公元前 372-289）也为商人辩护、强调各阶层平等。其他的学派或名家则处于中间位置，对商业和商人不褒不贬，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如管仲。齐国宰相管仲认为，为了富国，国家需要持续不断地鼓励商人们发展商业活动；但是对他们的活动也要进行一定的监督和控制。但是无论哪家哪派，只要他们当权执政，他们对待商业的方法、手段和基本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多的吸取税收，而不是与商共享、造福于民；商业发展本身和人民的利益总是被政府放在次要和更次要的位置上。因此，有些学者把古代中国称为“税负之国” （État-fiscaliste）(参见 [4] p.62, 66, 72, 73)。

 

西汉时期，朝廷禁止商人及其后代当官和购买土地；但是这并不影响国家对他们课以重税。富人和大商人们的房产被征收6%的房产税 (比法国1989年开征的的巨富税 ISF要早二千多年 !) ；中小手工业者们的房产征收3%的税。车马也要征税。公元前203年，西汉朝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征收人头税，对每个成年人每年征收120钱，对7至12岁的儿童征收20钱。汉武帝时，把对儿童征税人头税的年龄降低到3岁(参见 [18] p.55, 56, etc.)；这可真是古今中外奇闻。还是在西汉时期，国家仅对老百姓不得不食的盐的征税就占了中央政府税收的一半，相当于全国税收总额的20%。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相比，西汉政权把30%的流通货币用于支付政府的开支，而前者的政府开支仅占用10%的流通货币。在西边，罗马帝国的流通货币60%为金币，30-35%为银币，只有5%左右为铜币；而在东厢，西汉发行使用的货币几乎100%为质量不佳的铜币。在罗马，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方便民间贸易和私人储蓄，而且只要足金足量，许多行省和地方贵族-王国都可以发行货币；西汉政权则把货币发行权牢牢地掌握在官府手里，违者斩首；并把它作为宏观调控和攫取利润的手段，比如朝廷增加或减少货币流通的唯一目的是维护它自己的利益，对通胀和由此引起的新兴中产阶级及普罗民众手中的货币贬值及贫困化几乎从不忧虑。这也印证了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说，税收其实是源于抢劫到逼贡、徭役到金钱替代的过程 (参见 [19] p.29-33)。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和间接税负，汉代朝廷还强迫成年男女承受徭役，其中男子们每五个月就要服一个月的徭役；刚有生育的女性则可以豁免三年的徭役；对于年龄介于15至30岁之间的未婚女子，国家对她们征收5倍的人头税。汉以后的王朝基本上汉规我随，只是对税率、税基和支付方式(实物或现金)等进行了微调，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根本性的改变或撤销。比如，北宋时王安石进行了所谓的变法 (公元 1069 到 1085)，其中对农民颁布和实施了« 青苗法 »。青苗法的初衷不可谓之不好、是为了从资金上帮助农民 : 春季耕种季节官府把钱借给农民用于购买种子和农具等，等到秋收了农民把粮食售卖后再把借的钱还给官府。但是，在实际实施和操作过程中，情况就完全变了样。由于运作的不透明，发放过程中官员们的私心及节流，以及中间机构和个人的盘剥，最终到农民手中的借贷成本高达到年利率27%；许多举债的农民反而因此而进一步贫穷化或干脆破产。官府从中榨取的利润一部分用于补充前线的军费开支，更多的流入了负责这一项目的官员及其白手套的腰包(参见 [12] p.116)。在南宋时期，虽然政府对市场和经济的干预有所减弱，但税收方面毫不手软；政府对所有的不动产交易收取4-12%的基于合同价值的印花税。蒙元时期，蒙古族当政者对汉人实施歧视性的奴役政策，竭尽全力从中华大地榨取利益，把中国80%的白银运送到其帝国的总部哈刺和林城；仅盐税一项的收入就占蒙元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政府还对商业征收17%的直接税（而非流转税）。满清夺权后，承诺永不增税，但实际上由于朝廷开支的不断扩张、各级官员的卡要勒索，农民的负担并未减弱。要等到21世纪初，在胡锦涛的治下，中国才于2005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但国家和企业对农民工的盘剥令人震惊）。

 

与中华帝国历代强征暴敛相关的是，与西方国家相比较，直到晚清时政府为了偿还庚子赔款而举借外债，中国政府之前从来没有举债过；主要原因是它们从农民那里、从商业之中、从全体平民那里榨取的太多，而反馈给大众和投入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又严重不足，从而又导致人民的贫穷化及大大限制交通运输及物流人流现金流的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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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榨取性的经济和税务制度与实践，对原始“资本”的积累和市场发展造成天生性和根本性的抑制和伤害，更不用谈其对后者的促进和保护了。这一压榨和抑制资本、市场和社会的精神和价值传统是根深蒂固地镶嵌在国人尤其是官僚阶层和传统士大夫的灵魂之中、表现在他们的言行之上的。比如，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旗手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 1835-1901) 大力倡导国家应当鼓励思想自由、社会多元发展、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 ; 对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他说，“政府不应该以富国强国的借口而恣意妄为，不应该去做普通民众能做的同样的事情，更不应该进入到工业和商业领域直接与民竞争” (参见 [20] p.7)；这显然是说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随后，明治政府把其自己花钱创立的上十个大型企业免费地赠送给有能力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人士和企业家去经营，今日的三菱、三井、川崎、东芝、日立等都是这样当初由官府创立和随后由公转私传承下来的。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几乎同时，中国也处于大张旗鼓的洋务运动之中，除了在洋务企业和商业的具体运作中国家资本和官僚代表如神宣怀（1844-1916）等强烈压制私营资本和私有企业的代表如郑观应（1842-1921）和唐廷枢（1832-1892）等之外，那时的中国传统文人们如辜鸿铭（1857-1928），虽然此君留学英德法，讲好几种外语，但仍然歇斯底里地批判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他说 : “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这种由自私和怯懦结合而生的商业主义精神，造成了群氓崇拜的泛滥。这种精神的泛滥促成了战争的爆发，要制止战争，我们就得首先消除商业主义精神” (辜鸿铭著«中国人的精神», 参见 [21] p.013)。说商业精神促成战争，真是痴人梦话；但由此可见一斑。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30年之后，随着1895年甲午战争中大清的失败，也陷于破产或被重组，今日留下的少数几个也只是个名号而已，如招商局集团、开滦煤矿集团等。直至今天，官僚们的骨子里灵魂中对市场和私有资本的看法和压制跟一百多年前的辜鸿铭没有本质差别 ，比如: 要给资本安上红绿灯，课外教培行业是一种传染病，民营企业可以且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等等。

 

202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和 James Robinson 指出，榨取型的经济制度、对私有产权蔑视和对法律法治的不敬，是阻碍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的障碍 (Cf., journal Le monde, 14 octobre 2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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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大过强的官僚体制或官僚“资本主义”打击和抑制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另外一个独特和早熟的经济现象是其国家“资本主义”及官僚经济。二者的出现与发展与官僚政治的出现是吻合的 (参见 [22] p.2) 。

 

前面我们说过，春秋战国以前，国王们主要依靠与其有血缘关系的王室成员以及军事贵族们进行统治；这种体制被历史学家称为“父权继承制”（“système patriarcal héréditaire”）或具有不同特权的“嫡亲与庶亲贵族家庭的等级制” (参见 [11] p.29)。从公元前八世纪始，由于周王室的式微，各诸侯国竞争的加剧及惨烈，国王们一方面把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以换取税收和兵役，一方面把权力向上集中到自己手中；社会结构和分工也变得日益多元和复杂；为了提升管理效率和增加收入的需要，他们开始大批招募有文化的能人协助其治理国家事务；这个新兴的岗位的从业人员叫做“士”，也就是官僚 （员）阶层。 正如王亚楠所说，“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把政治权利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赍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 (参见 [22] p.10) 。

 

这样一来，新兴的官僚取代了之前的王公贵族和国王们的其他盟友。这个新兴的阶层一出生就衣冠亮丽、身价高贵，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贵族阶层。战国时期（公元前五世纪），他们诱使国王同意或者干脆自己动手编制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即“士农工商”的排位和秩序 (管仲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士农工商”顺序的人；但是在他那里，这一秩序主要是对工种和分工的强调，还没有达到后世将它们固化为社会等级的程度 ; (参见 [12] p.25)，杠杠地把自己摆在诸阶层之首，唯此为大，再也没有变更过（看看当今遍地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和现象，“士” 俗情况依然枝繁叶茂）。由于他们接近国王或后来的皇帝，这个官僚阶层像古代苏美尔和亚叙王朝的神职人员和古代埃及宫廷的大书记官一样基本掌握了王国或帝国的话语权和处理国家大小事务的权力；就像卡夫卡在 « La muraille de Chine » 中描述的那样，这个官僚阶层把自己当着国家的“领导层” （“direction”, ou “un organe bureaucratique” ; 参见 [23] p.102-103),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长期以来，懒惰守成、庸碌无为。但是一旦形成，它便像癌症细胞一样自我膨胀壮大和扩散，而且具有可遗传的性质 : 官僚之间一代一代传承做官的秘籍、意识形态的精髓和言行方面的方式与规范；官僚们也竭尽全力把肥缺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子孙。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坚不可摧的话术和利益集团，塑造或型塑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精神、价值观、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二千年，郁郁葱葱，至今经久不衰。

 

在宏观经济与商业制度的制定和具体管理中，他们表面上不断地竭尽全力地宣扬和维护国家资本主义（商鞅的富国弱民邪说、桑弘羊的盐铁专营怪论，近来的国进民退说和“民营资本退出历史舞台”的谬论等等），实际上私下里则是维护他们自己的话语权和小集团甚至个人和家族利益，严嵩、赵普、李鸿章、盛宣怀、宋子文、孔祥熙、周永康、赖小民、刘志军们莫不如此。所以他们开诚布公地反对权力下放、经济自由和社会多元化发展。正如法国著名汉学谢和耐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为什么这些官僚们如此卖劲地维护帝国的利益，那是因为这样做恰好与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特权是相吻合的” (参见 [5]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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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81年到公元581年，由于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和汉帝国内部的分裂，中国进入了长达六个世纪的动乱期。东汉开始，由于国家逐步赋予官僚们的诸多特权包括土地领地，加上官员们靠贪污和放高利贷（年化利率一般在20%，西汉时由于通胀甚至达到100%及以上 ; 参见 [10] p.65) 的所得购买了大量的土地，这些竟然成了新的大庄园豪强经济的基础； 而在这种新的经济秩序下，豪强地主们官、地勾结，不断地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东汉的最后几十年里，权力的私有化进一步深入，到了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豪族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地方领导者。同时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也从城市转向到农村。公元四世纪初，出自官僚的豪强们对经济的掌控达到了顶峰 (参见 [4] p.129, 142)。隋朝 (公元581-618) 重新统一中国以后，以及后来的唐朝 (618-907),皇帝和官僚们又一心希望恢复汉代昔日的辉煌，即中央集权的专制和官僚体系，以及儒家伦理道德、法家的社会秩序学说，和传统的礼仪仪式等。作为实施此目标的主要工具之一，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系统的和强制化规范化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宋朝推向了高潮。北宋王安石时期，从1067 到1080年，十几年间吃朝廷俸禄的官员的数量增加了50%，由二万四千人增加到三万四千人；与此同时，国家的行政预算增加了十倍。王安石推出的理由是对官员们要高薪养廉。另外，由于宋朝的北部边界一直受到辽国和金国的骚扰和威胁，宋政府一直把经济模式和税收制度至于紧急战争状态之下；这样也造就一个杂种的经济体系，即官僚经济，或者官僚型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在一切为了国家利益的幌子下大发横财。这种怪胎一旦形成，就自我泛化和强化，经久不衰，直到清末、民国和当下（官员自认为无所不能，亦政亦学亦商，十八般武艺样样皆会、行行精通）。宋代的经济官僚们鼓吹国家垄断经营的经济模式，他们无中生有地到处设置专卖权和特许经营权的竞标和发放，从中收取巨额的桌下行贿款项；遇到优良的标的，他们组织虚假的招标流程，或欺上瞒下或串通一气把肥块收入自己或官商朋友的囊中，之后或自己及家族经营、或抬价而沽。宋代的大部分宰相、大臣和大将军们，都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例如宰相赵普（公元922-992)及其家属，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拥有商铺和商号，富可敌国；有人当着皇帝赵匡胤的面试图告发他，结果皇帝说“自己人嘛”，笑笑而已。另一个宰相蔡京（1047-1126）, 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专横和最腐败的宰相之一。到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誓要根除贪腐、斩尽贪官；结果却是越反越贪、越杀越多。在嘉靖（1507-1567） 和万历（1573-1620）时代，皇帝的数任首辅包括赫赫有名的张居正都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富豪。明朝还有一绝，由于皇帝疏理朝政，宦官们大权在握，他们无恶不作；仅就税收而言，经过他们手征收的税务款，80-90%都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他们也是当时不折不扣的富豪。清王朝更胜一筹，乾隆(1711-1799) 晚年的宠臣，殿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和珅 (1750-1799) 属于中国历史上大贪官名单上排名靠前的少数几位；他独自贪污了乾隆最后五年的税收的一半。到清末，洋务运动的官方参与者和主导者之一的盛宣怀 (1844-1916) 死后清点他遗物时发现其财产居有1.349亿两白银之多（当时的庚子赔款的总额为4.5亿两白银）, 是当时中国的首富 (参见 [13] p.112)；国民党时期的宋子文（1894-1971）和孔祥熙（1880-1967）也不例外；宋子文被当时的华尔街日报评价为20世纪40年代全球最富有的人、截止那时的人类历史上曾经的最富有的50人之一 (参见 [24] p.101)，仅他在一家投资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股份就值1400亿元，他及其家族还控制着其他十几个大型公司；而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中期，通胀肆虐（八年抗战期间，平均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2600倍 ; 参见 [24] p.032), 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的 «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中写道，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十二年是中国“经济的崩溃时期” (参见 [25]) : 本来就发育不良的中国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摧残，但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地位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加上战争的影响，中国从二十世纪初出现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开始的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轰然夭折，强力进入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时代 (参见 [26] )，又一次错过了进入真正的、多维度的现代化的良机。从这一点来说，国民党的垮台有其经济和历史的必然性；今后的政党是否应该天天牢记这一教训、如履薄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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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官僚经济或官僚资本主义，隐藏在国家垄断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外衣下，野蛮生长、疯狂发展并壮大，二千年来长盛不衰。著名汉学家李约瑟指出，自秦汉以来，中国形成了一套严密的“专制官僚制度”，它造成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 新观念很难被官僚和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高水平的充分竞争从而导致模仿盛行、创新不足；商人阶层从来没有获得过欧洲商人们所获得的那种自由、创新与财富积累的权力和地位；重农抑商政策导致了对商业活动和市场经济的压抑和滞后 :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参见 [27] )。然而，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们的执着与创新和技术的进步” 及其“颠覆性的创造或革命” (参见 [3] p. I)。

 

官僚资本主义也培育了官商勾结和腐败的土壤和温床；它反对并成功地阻止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和自生的发展的道路；它削平了社会其他各路精英、压制独立思想和自由创新；它反对现代法治国家的酝酿和萌芽，更妄称民主与宪政。它是君权专制的最大帮凶，是市场经济和自由创新的企业家精神的天敌；它有百害而无一利。它迫使真正的企业家向他们寻租、购买他们的庇护 ( patronage ; 参见 [4] p. 338)，从而人为地扰乱市场价格和经济规律，给国家造成极大损失，最终让全体老百姓集体为他们的贪污和由于他们的决策和渎职失职造成的所有损失埋单。中国特有的裙带资本主义现象、系统性的贪污腐败、庇护型的资本主义怪胎等，无不与之密切相关。时至今日依然，或许更甚更严重，因为目前的经济体量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加之前所未有的数字高科技的控制技术和手段，党国集权也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以上是笔者通过个人的大量阅读与独立思考归纳和总结出的中国传统经济的四大特点或特色；这并不是说它仅有四大特色，而是作者认为这四大特色最为突出和最具代表性。最重要的是时至今日它们仍然以显而易见或暗流涌动的方式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诸多方面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和碾压。而且，如果国家、社会和学界对此不予以最高的重视和采取行之有效、刮骨疗伤式的措施予以矫正和根除，它们将继续给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福祉带来极大的风险，并使中央倡导的法治国家建设缺乏基础和明确的目的和目标，使二百年以来数代仁人志士们向往和追求的中国现代化又一次功亏一篑。这也是本文的初衷和落脚点所在。笔者希望本文对于对该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们的思考有所补益；不足之处亦请不吝予以批评指正为盼。

 

2025年10月30日，于巴黎

 

 

 

 

参考资料 :

[1] : Charles Serfaty,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De la Gaule à nos jours, Paris, Passées composés/Humensis, 2024 ;

[2] : 赵德馨著, «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1842-1949 »,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7年；

[3] :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e, socialisme et démocratie, Paris, Éditions Payot, 1990；

[4] : Richard Von Glahn, « 剑桥中国经济史 : 古代到19世纪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5] : Jacques Gernet, La vie quotidienne en Chine à la veille de l’invasion Mongole 1250-1276, Paris, Hachette, 1978,

[6] : 陈争平著, « 中国经济史探索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

[7] : Kenneth Pomeranz, Une grande divergence, La Chine, l’Europe et la construction de l’économie mondiale, Paris, Albin Michel, 2021 ;

[8] : Jean-Pierre Rioux,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1780-1880, Paris, Seuil, 1989 ;

[9] : B.H. Slicher Van Bath,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A.D. 500-1850, London, Edw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1963;

[10] : 余鑫炎著, « 简明中国商业史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

[11] : Jacques Gernet, Le monde chinois, 4^e édition, Paris, Armand Colin, 2003 ;

[12] : 吴慧著, « 商业史话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

[13] : 金开诚主编, « 古代商人与商业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22 ;

[14] : 徐大龄主编, « 中华文明史 », 第三卷 – 秦汉,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2 ;

[15] : 周廷儒主编, « 中华文明史 », 第二卷 – 先秦,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2 ;

[16] :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17] : 陈宣良著, « 中国文明的本质 » ，卷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

[18] : 王孝通著, « 中国商业史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7年版 ;

[19] : Gabriel Ardant, Histoire de l’impôt, Livre I, Paris, Fayard, 1971 ;

[20] : Ian Buruma, Inventing Japan, from Empire to Economic Miracle, 1853-1964,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3;

[21] : 吴晓波著, « 跌荡一百年, 中国企业, 1870 — 1977 », 上册,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22] : 王亚南著 «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年 ;

[23] : Sebastian Veg, Fictions du pouvoir chinois, littérature, modernisme et démocrati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EHESS, 2009 ;

[24] : 吴晓波著, « 跌荡一百年, 中国企业, 1870 — 1977 », 下册,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

[25] : 杨小凯著, «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 ，John Ziley & Sons, 2000 ;

[26] : Marie-Claire Bergère, 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1911-1927, Paris, Flammarion, 1986 ;

[27] : 李约瑟著, « 李约瑟文录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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