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柯齐时代的“强人”、前法国内政部长盖昂为什么锒铛入狱？

在2002年遇到萨柯齐之前，克洛德·盖昂(Claude Guéant)还是一个廉洁、勤奋、熟悉行政业务和“两袖清风”的典型的省长级行政官员；

 

与萨柯齐的相识改变了盖昂的命运轨迹，使他从一个循规蹈矩、处处受法规制约的“事务官”一下转变“身份”，成为部长幕僚、总统幕僚，甚至内阁部长，变成能左右权力决策的“政务官”；

 

而权力使他陶醉，也使他发现了可以营私的空间并尝到甜头，从而一发不可收拾，终于铸成了今日的下场……

 

 

 

 

作者｜儒思忧｜© 法兰西360

 

 

 

2021年12月13日一早，法国媒体爆出一个新闻：萨柯齐时代的“强人”、前法国内政部长克洛德·盖昂(Claude Guéant)于当日遭监禁，将在巴黎“健康”监狱(prison de la Santé)度过第一个夜晚。

 

对于法国政坛，特别是对前右派总统萨柯齐阵营来说，这消息近乎一次地震：今年77岁、曾被人私下称为“红衣主教(cardinal)”的萨柯齐亲信克洛德·盖昂，曾担任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统府“大内总管”(秘书长)和内政部长，一位堪称萨柯齐时代呼风唤雨的“强人”，怎么会落到如今锒铛入狱、与他当年任内政部长时誓言绝不姑息的刑事罪犯羁押在一处的地步的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

 

 

 

 

一、盖昂其人

 

克洛德·盖昂1945年1月17日出生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Pas-de-Calais)，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 Paris)及法国国立行政学院(ENA)。

 

1971年国立行政学院毕业时，盖昂进入省长职系，在内政部任职。曾先后任弗朗什–孔代大区行政长官(préfet de région Franche-Comté)兼杜伯省省长(préfet du Doubs)﹑布列塔尼大区行政长官﹑西部防卫区区长(préfet de la zone de défense Ouest)兼伊尔埃维兰纳(Ille-et-Vilaine)省省长。

 

1993年，被当时的内政部长夏尔·巴斯戈瓦(Charles Pasqua)看中，并被任命为办公厅副主任；次年(1994年)又被巴斯戈瓦任命为国家警察总局局长(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police nationale)，也即法国警察的最高领导人，直至1998年。

 

2002年是盖昂政治生涯的一个关键性转折。

 

这一年，他被任命为特级省长(préfet hors cadre)，结识萨柯齐，并得到萨柯齐的赏识，从此盖昂便一心追随萨柯齐，逐渐成为其心腹大将，先后担任(萨柯齐)内政部长办公厅主任，2007年又担任萨柯齐总统竞选部主任(directeur d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萨柯齐当选总统后，即成为总统府秘书长。

 

2011年，盖昂又遇到了一次“官运”亨通的黄金机会。

 

2011年2月，就在“阿拉伯民主革命”如火如荼地发展蔓延的时刻，法国媒体却爆出丑闻：时任菲雍(F. Fillon)政府外交部长的密榭尔·艾利奥－玛丽(Michèle Alliot-Marie)不仅利用与突尼斯独裁总统本阿利的关系带家人在突尼斯度假，而且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之初，居然向法国国民议会提议把法国警察的“镇暴技术”传授给本阿利，以帮助他对付争取自由民主的游行者，不仅使许多法国人感到震惊不解，而且更是引起了正在舍身反抗独裁统治、争取自由民主的突尼斯和其他阿拉伯世界人民对法国政府的愤怒和失望，致使法国多年来在阿拉伯国家苦心经营的“情感资本”丧失殆尽，并使法国外交在那次阿拉伯民主革命中不仅没能发挥应有的影响和作用，而且还在整个世界的众目睽睽和讥笑之下丢尽了颜脸，不少法国人甚至产生某种遭受侮辱的感觉…..

 

 

 

萨柯齐大为光火。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于当年2月27日作出重大决定，通过电视广播讲话宣布对政府进行重大改组，不仅毫不手软地撤了许多法国人习惯于简称“MAM”的密榭尔·艾利奥－玛丽的外长职务，由前总理阿兰·朱佩(Alain Juppé)接任，而且同时还更换了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特别是把自己的心腹盖昂推到前台，接替另一位已因移民及“国民身份”问题上过于强硬而在舆论界和政界声名狼藉的亲信布里斯·奥尔特弗(Brice Hortefeux)，担任内政部长，完成了一次萨柯齐五年当政历史上少见的“攘外安内”的政治大盘算。

 

对于那一次法国政府外交﹑内政与国防三大主权职能部部长易人改组，当年不少评论者的眼光都过多地聚集在对新任外长阿兰·朱佩地位升迁的关注上，而相对忽略了盖昂取代奥尔特弗接任内政部长这一变更所释放的信号；而这后者其实恰恰是萨柯齐的用心之所在。

 

因为当时离2012年总统大选已不到一年半时间，萨柯齐必须开始调兵遣将，构阵布局，为自己的连任作准备。而“攘外”，也即收紧移民政策防止阿拉伯革命可能带来的移民潮，并以此作为对策与法国极右政党争夺选民是萨柯齐当时的重要部署之一。

 

曾是内政部长出身的萨柯齐太懂得内政部长这一职位对于总统选举的重要性了。他必须物色一个绝对可靠的亲信担任这一职务(有人甚至戏言说，假如法国宪法允许的话，萨柯齐恐怕都恨不得能自己亲自兼任内政部长呢！)。而多年来从内政部到总统府一直忠心耿耿为萨柯齐效劳的盖昂显然是一个最佳的人选……

 

于是，盖昂入阁，完成了从高级行政官(haut fonctionnaire)、政治幕僚(conseiller)到政务官(politique)的身份兑变，在追随萨柯齐的路上也愈走愈远……

 

 

 

二、总统府秘书长：盖昂“发迹”的“源头”

 

 

解释清楚“总统府秘书长”这一职位的特殊性也许是理解盖昂“堕落”的关键之一。

 

“总统府秘书长(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俗称“爱丽舍宫秘书长(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Elysée)”，是总统的“大内总管”，可以说是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关键人物。

 

首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官名也叫“秘书长”，但它与“政府秘书长(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Gouvernement)”或政府各部所设的“秘书长”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官员。

 

因为在法国的官僚体制中，“政务官(politique)”和“事务官(fonctionnaire)”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政务官主要指通过选举产生的民选官员以及由民选官员指定任命的幕僚顾问；而“事务官”都是通过竞考录用的公务员；政务官具有公开明显的政党倾向色彩，其职责是实施执政党在竞选纲领中的各项政治主张；而事务官则必须保持中立，服从在任政府。

 

在法国政府中，总理和各部部长及其各自办公厅(cabinet)的幕僚顾问(conseiller)都属于“政务官”；而内阁各部的司长﹑局长﹑总局长这一级官员以及现在开始普及的各部“秘书长(secrétaire général)”则都属于“事务官”，也即高级公务员(haut fonctionnaire)；

 

在实际行政运作中，“事务官”组成一部中立的行政机器，须在依法行政框架下听从“政务官”指挥；

 

这两类官员的最大差别是：

 

—“政务官”有决策权，但却是“临时工”，即随时可能因为败选，或被撤职而立即离职；例如：一名部长随时可能被撤职或被迫辞职；部长撤职下台后，他的全部幕僚班子人员(包括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办公室主任以及20至50名顾问)都必须跟着部长离任；

 

—“事务官”无政策决策权，只负责执行，但却是“铁饭碗”，因为法国实施“职业生涯制”也即终身制公务员制度(fonction publique de carrière)；比如，当一届政府因败选而下台时，所有部长及幕僚都会离开政府，唯有作为“事务官”的“政府秘书长”却依然留任；

 

通常情况下，一个政府秘书长的任期在15年左右，而法国总理的平均“寿命”只有3年左右；所以，一位“政府秘书长”在其任职期间往往能够遇到几任总理；

 

除了外交部和国防部之外，法国政府各部以前都没有“秘书长”职务；政府各部设“秘书长”一职是最近十来年的事。由于法国政府各部不设副职，没有“副部长”一职，所以，现在各部所设的“秘书长”应该相当于中国的“常务副部长”。

 

在法国政府部门的所有“秘书长”中，最为显赫的自然是“总统府秘书长”和“政府秘书长(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Gouvernement)”这两个“秘书长”了。

 

然而，这两位同样被称为“秘书长”的职务性质却完全不同：协助总理工作的政府秘书长是法国职位等级第二的高级行政官员(最高职位是国家行政法院副院长)，是不受总理“官运”影响的“事务官”，而“总统府秘书长”却是一位必须和总统“共进退”的“政务官”。

 

法国总统府机构由两大类工作人员组成：

 

一是总统的幕僚班子(cabinet)，也即各个事务领域的顾问；

 

所有顾问中，以属于总统专属领域(domaines réservés)的外交顾问的地位为最高，其次是被称作“私人参谋长(chef d’état-major particulier)”的军事顾问；然后是传媒交流﹑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不同事务领域的顾问；

 

总统府秘书长与这些总统顾问，特别是与总统的亲信顾问之间无上下级关系，但却可在他们之间起协调作用；

 

另一类是总统府各办事机构的公务员；这类工作人员则必须服从秘书长的领导与指挥。

 

除此之外，总统府秘书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充当总统的心腹和耳目：例如，通报一切国家大事，提供有用的行政与政治情报；还负责处理总统的私人事务，管理总统与各大政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秘书长负责准备各类总统决定，并与政府秘书长和总理办公厅主任联络协调；

 

总统府秘书长还承担总统发言人(Porte-parol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的角色。例如，每一次政府组阁的时候，新政府成员任命确定后，根据习惯，必须由总统府秘书长代表总统在爱丽舍宫台阶上宣布内阁成员名单。

 

 

 

另外，总统府秘书长还有一个特权，也就是在每个星期三上午在总统府举行的内阁会议(Conseil des Ministres，或称“部长会议”或“部长理事会”)上，除了总统和总理外，总统府秘书长是唯一被允许做记录的人，其他出席会议的部长都不准记笔记！

 

所以，由于其工作性质，法国“总统府秘书长”通常被媒体渲染成“法国第二号实权人物(le deuxième homme le plus puissant de France)”﹑“翻版”或“影子”总理(Premier ministre Bis)”或者“副总统”。

 

对许多政治家来说，“总统府秘书长”常常也是一张通往其他从政生涯的重要“王牌”。例如，在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曾有三位总统府秘书长后来担任总理，他们分别是：爱德华•巴拉杜尔(Edouard BALLADUR)(离任19年后)﹑皮埃尔•贝莱戈夫瓦(Pierre BEREGOVOY)(离任10年后)和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离任3年后)；

 

由于总统府秘书长在任职中常常参与处理总统专属的外交事务，所以，有四任秘书长在离任后曾有机会受命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其中包括：于贝尔•维特林(Hubert VEDRINE)和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任期最长的总统府秘书长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任总统时的让–路易•毕昂戈(Jean-Louis BIANCO)，他就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时才39岁，并一直担任了9年之久。

 

 

 

克洛德·盖昂在法国第五共和国迄今为止的21位总统府秘书长中按时间排序名列第17，任职时间是2007年至2011年。

 

而他与萨柯齐总统的特殊关系使他成为最有“故事”的总统府秘书长之一。

 

省长职系出身﹑对警察和内政部系统了如指掌的盖昂自2002年结识萨柯齐之后，两人便形影相随，几乎从没有离开过。

 

盖昂是一个能够不折不扣地理解和执行萨柯齐意图的人。

 

他在萨柯齐任内政部长以及2007年总统竞选期间便已立下汗马功劳；萨柯齐入主爱丽舍宫后，身为总统府秘书长的盖昂更是成了萨柯齐的耳目手脚，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权力和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过部长和总理的总统府“影子内阁”。

 

据说，萨柯齐在任总统期间平时打电话最多的人有两个：一个是老婆(开始是前妻塞西莉娅，后来是卡尔拉)；另一个就是盖昂；盖昂差不多每隔15分钟就会接到一个总统电话，询问“有什么新闻？”

 

久而久之，有人开始戏称盖昂为“副总统”或大权独揽的“宰相”，连总理菲雍都非常不满盖昂的“篡权”行为；因为，盖昂倚仗与总统的亲近关系，常常越过总理，向有关部长发号施令，有时甚至直接回应媒体，以致有人对总统府秘书长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也形成了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权力行使形式中前所未有的“怪胎”。

 

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一权力“怪胎”导致了盖昂今日的“命运”……

 

 

 

三、“特别经费”：盖昂“堕落”的背景

 

盖昂和这次锒铛入狱是因为一桩被称为“内政部现金奖金案”的官司，说到底，就是一桩挪用现金公款的贪污案。

 

然而，要说清楚这一案子的来龙去脉，首先有必要说明一个背景，特别是对法国中央政府预算中的“特别经费”概念作一大致的解释。

 

法国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长期形成的严格制度使得法国一般不容易发生大规模的体制性的贪污腐败。

 

这些历史悠久行之有效的制度中，特别是“国库单一帐户制(compte unique du Trésor)”和“收支决策人与公共会计分离原则(principe de séparation des ordonnateurs et des comptables)”从制度上杜绝了可能出现公共资金贪污的薄弱环节。

 

所谓“国库单一帐户制”是指法国整个国家的流动资金都集中在一个统一的帐户中，由财政部国库司统一管理；法国从1811年起就明文规定，各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不能把属于自己的流动资金在银行开户私存，甚至连在中央信托银行(Caisses des dépôts et des consignations)开户存储都不行，必须全部存入中央政府国库的统一帐号；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实际是由中央政府实施统一管理：例如；地方政府可以依法征收地方税，但这一具体操作的过程却是这样的：地方政府可收的税种和税基由中央政府通过立法规定，地方议会只有确定地方税税率的权力；但一旦税率确定后，具体的征税程序又由中央政府负责，也就是说，所有地方税也都由中央政府财政部统一征收后纳入国库；然后中央政府再按照地方政府的预算，每个月向地方政府转拨年度预算经费的十二分之一，以保证地方政府的运作需要。

 

“国库单一帐户制”的好处之一，就是通过对现金流的高度统一管理，堵塞了因现金流分散而可能出现的公款挪用和贪污行为。

 

而“收支决策人与公共会计分离原则”使得这两种职能不可同时兼任，“审核决定收支的人碰不到钱，而碰钱的人则没有决定权”，并且同时规定公共会计必须对支付差错承担个人责任，也就是说，当一个公共会计出错多支付一万欧元的时候，一经国家审计法院审查核实，这一公共会计必须自掏腰包(一般都买有一种公共会计专门保险)向国库赔偿一万欧元；这种责权严格分明的公共会计制度大大减少了公共资金运作过程中舞弊和差错的可能性；

 

此外，再加上严厉的稽查和监察制度，形成一种“达摩克莱斯宝剑”式的威慑，如国家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对每一位公共会计的帐目进行定期审核，财政稽查总署(Inspection générale des finances)可随时对任何使用公共资金的部门进行突击稽查，等等，也迫使某些有不良企图的人不敢轻举妄动。

 

法国的这一系列从19世纪初便已实施的财政管理制度本身虽然繁琐复杂、有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但在防止公共资金的挪用和贪污腐败方面起到了切实有效的作用，使法国各类公共行政机构和公务人员得以保持廉洁，并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制度性腐败。

 

 

 

然而，法国这一严格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却曾一直存在一个小小的“漏洞”，一个使得一小部分政府高级幕僚人员有机可趁的、但却是合法的体制性“漏洞”。

 

这个“漏洞”的名字就叫“特别经费(Fonds spéciaux)”。

 

“特别经费”在法国王权时代便已存在，是一种可供政府迅速自由支配的财政资源，用于为保护国家、特别是因国家理由(raisond’Etat)而不惜在外国展开的各种秘密非法行动的开支，在19世纪初又被称作“秘密经费(Fonds spéciaux)”，通常通过初始财政法律(即中央政府初始预算)表决通过后拨给海军部、外交部和战争与殖民部部长支配的预算经费；

 

“特别经费”从1946年起成为法国政府的一种稳定和体制性的预算开支，一直延续到了2001年。

 

依照作为“特别经费”法律基础的《1946年修正财政法律》第42条规定，“特别经费”的管理不受公共财政法的制约，在每年的财政法律(即中央政府预算)中列入一个名为“特别经费”的预算章节，由政府总理集中具体管理，分发给相关部部长；各部部长对经费使用只对总理负责；在第四共和国期间由部长理事会主席(président du Conseil)，在第五共和国则由总理本人就“特别经费”的使用对国民议会负责。

 

换句话说，就是：在法国政府的年度预算中设有一笔“特别经费”，总理单独一人可以决定它的使用，不受任何公共财政开支规则的限制，并直接对国民议会负责。

 

在1946年至2001年期间，这一“特别经费”的每年预算大约6000万欧元左右，主要用于三类开支：第一，政府各部部长办公厅奖金(primes de cabinet)(2001年预算为793万欧元)，也包括总统府的部分勤杂费用；第二，用于法国对外安全总局(DGSE)秘密情报机构的各类秘密行动费用(2001年预算为3567万欧元)；第三，其它开支，通常是前两类经费开支的追加费用(2001年预算为1643万欧元)；

 

在2001年改革以前，法国总理手中每年掌握的6000万欧元特殊经费中，约60%用作秘密情报机构的特种行动经费，另外40%则由总理任意分配给各部部长，再由各部部长任意支配，分发给自己幕僚班子成员，作为奖金；而且这些经费都用现金发放，不受任何财务手续制约，不留任何痕迹，也无需接受任何监督检查。

 

当时总统府的部分运作经费也从“特别经费”中列支。已故前总统希拉克曾这样回忆道，“每个月月初，总理办公厅向总统府支付预定年度预算金额的十二分之一，作为总统府的运作和膳宿费用(le gîte et le couvert)”。

 

也就是说，按照规定，总统府的特别经费“给养”也掌握在总理的手中。这在总理和总统同属一个党派，是“一家人”时，不会发生问题；但当总理和总统属于不同政党，也即实行“同居(cohabitation)”发生矛盾时，总理则有可能对总统府的“特别经费”实行“断粮”……

 

1986年3月份，法国首次经历“左右共治”时，当时的左派离任总理(现任宪法委员会主席)罗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就曾经担心接任的右派政府“克扣公粮”，切断给密特朗总统的特别经费“给养”，所以特地在右派总理希拉克入驻总理府前，把当年全年应给总统府的“特别经费”一次性全部交给了爱丽舍宫……；1995年，密特朗离任离开爱丽舍宫时，还把未曾用完的“特别经费”余额转给了希拉克……

 

据曾亲手经办过“特别经费”的人士回忆说，部长办公厅主任以前每个月月初第一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司机和麻袋去法兰西银行拉回一袋现金，然后把现金依照部长办公厅顾问人数多少，一一装入信封，金额通常由部长和办公厅主任两人商定，然后发给每一位顾问；顾问拿到多少就是多少，既无必要争辩，也无需向任何机构申报这一收入……

 

与前面所说的法国公共财政收支的严格与繁琐规则完全相反，这一“特殊经费”的使用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暗箱操作”，但却是完全“合法”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总理和部长任意支配的这一“特别经费”体制渐渐惹出丑闻，并引来愈来愈多的猜疑和质疑。

 

受到质疑的主要是用于支付各部部长办公厅奖金的那一部分“特别经费”，对于60%用于情报部门的秘密经费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人们对“特别经费”使用的指责主要集中在它的“暗箱操作”上：没有任何公开的分配规则，完全由总理、部长和办公厅主任私自决定分发的金额，而且无需作任何记录和检查；这便为挪用、私吞或用作政党选举费用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法国媒体开始报道与“特别经费”有关的司法案件；在涉及某些政治人物案件的调查中，常常发现大量无法证明来源的现金，当事人便会辩称来自“特别经费”。例如，1995年7月26日，《世界报》报道，在前法国共和党(Parti républicain)总部发现240万法郎秘密经费；据2019年7月3日版《绑鸭报》(Canard enchaîné)透露，曾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治下担任过财政部长和五年总理的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在2007年去世后，家属在瑞士巴塞尔一家银行的帐户上发现1100万瑞士法郎(相当于680万欧元)；据分析，这些钱应来自于巴尔任总理期间所掌握的“特别经费”；这位曾以严谨、低调的经济专家著称的前总理原来生前曾一直隐瞒了这一财富；巴尔家属继承人通过律师从2013年起便与法国政府税务部门进行交涉，补交了应缴的税款和罚金，以换取免予司法追究。

 

 

 

而导致部长幕僚奖金“特别经费”最终被取消的，是发生于2001年的“希拉克飞机票案(Affaire des billets d’avion de Jacques Chirac)”。

 

那一年，在一项涉及希拉克当选总统之前的“法兰西岛大区高中招标舞弊案”的调查中，发现希拉克在1992年至1995年曾用现金支付了310万法郎(47.2万欧元)的旅行费用，引出了“希拉克飞机票案”，当时希拉克的律师辩护说，这些现金是希拉克在1986年至1988年担任总理期间，领取的“特别经费”；由于这涉及“特别经费”，司法调查便没有展开，“希拉克飞机票案”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社会舆论已经不能容忍政府总理和部长及其幕僚人员以如此不透明的方式私享“特别经费”的丑闻。

 

于是，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当时的社会党籍总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委托国家审计法院院长对“特别经费”体制的必要改革进行思考；根据国家审计法院递交的一项报告的结论，议会两院在讨论2002年度财政法律时，表决通过一项议案，把“特别经费”的范围缩小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开支，也即国土安全局(DST)、国内安全总局(DGSI)和对外安全总局(DGSE)三大安全情报机构的特勤费用，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特别经费”的使用行使核查职能；

 

原来用于总统府和政府部长办公厅顾问奖金的那部分“特别经费”则被列入了“政府工作协调(Coordination du travail gouvernemental)”预算项目(programme)下的“政府行动领导(Direction de l’action du gouvernement)”任务(mission)的名下；也就是把原先不透明的部长幕僚的奖金公开化，并使它变成了需要申报的公开收入；

 

但是，取消“特别经费”也使部长失去这部分“灰色”奖金，导致他们的工资待遇事实上低于国会议员的报酬；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法国议会又于2002年投票通过一项修正案，把部长奖金提高70%，使得部长的每月毛收入达到14 200欧元，国务秘书13 490欧元；2012年，奥朗德当选总统后，又决定把部长的报酬降低30%；所以，今天法国政府部长的每月毛工资为9940欧元，国务秘书为9443欧元。

 

因此，可以说，自从2001年以来，法国公共财政管理体制中“特别经费”使用的不透明“漏洞”已经被堵上了。

 

 

 

四、“内政部现金奖金案”：盖昂的“歪门邪道”和“陨落”

 

 

盖昂的“内政部现金奖金案”案发于2013年，经过一审、上诉复审和最高上诉驳回，终于在2019年尘埃落定；

 

该案的大致经过如下：

 

2013年6月10日，内政部公布一份监察报告，披露克洛德·盖昂在2002年至2004年担任内政部长萨柯齐办公厅主任期间，每个月从警察“调查与监视费用(Frais d’enquête et de surveillance-FES)中提取1万欧元现金，作为自己和另外三名办公厅人员的奖金；巴黎检察院遂于2013年6月立案对盖昂涉嫌“内政部现金奖金案”展开预先司法调查。

 

在调查中，盖昂辩称这每月1万欧元现金并不是给他自己，而是用于保护部长萨柯齐的人员的“奖金制度”；当负责调查的司法警察在搜查他住所时发现多张用现金支付的大额购物发票时，盖昂又确认自己在内政部任萨柯齐办公厅主任时领过这些现金奖金，而支付发票用的就是这些现金……

 

根据司法调查，审判庭法官认为盖昂曾“滥用了他对国家警察总局局长这一他自己担任过的职务的了解”，在他的继任米歇尔·戈丹(Michel Gaudin)获任命后，即向他索要经费，并私自设立了这一被法官认为是“不能令人容忍(scandaleux)”的现金奖金体制；

 

就这样，盖昂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也即在部长幕僚现金奖金“特别经费”制度被议会取消之后，还私自从内政部警察的“调查与监视费用(FES)”中每月索要1万欧元，自己留下5千欧元，把剩下的5000欧元分发给另外三位同事，总计挪用现金金额达21万欧元。

 

在“内政部现金奖金案”审理中，检方也起诉了当时的国家警察总局局长米歇尔·戈丹，但对他的指控明显轻于盖昂，并认为戈丹是在盖昂的命令之下行事，尽管他当时应该拒绝服从盖昂的命令。

 

检察官认为，占用本身经费已经不足的基层警察调查费用来满足个别高级官员的奢侈要求是一种“歪门邪道(dévoiement)”；而盖昂自己则认为并没有任何犯法，并承认他每次调到内政部任职时，历来都享受从调查费用中提取的办公厅奖金。

 

2015年11月，盖昂在一审判决中被判2年监禁，缓期执行，75000欧元罚金及禁止从事公职5年；盖昂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1月，盖昂在上诉复审案中被加重刑罚，被判监禁2年，其中实刑1年，75000欧元罚金。盖昂仍然不服判决，提起最高上诉(se pourvoir en cassation)；2019年，法国最高法院驳回盖昂的上诉，维持巴黎上诉法院于2017年1月23日作出的判决：克洛德·盖昂以挪用公共资金及相关窝赃罪最终获判监禁2年，其中实刑1年、偿还国库18万欧元，其中10.5万挪用金额，75000欧元罚金、禁止从事公职5年。

 

2019年最高上诉败诉后，2017年1月巴黎上诉法院的判决成为最终判决，盖昂按“有条件自由(liberté conditionnelle)”体制开始服刑。

 

2021年11月9日，根据一项警方报告，巴黎上诉法院(Cour d’appel de Paris)认为盖昂抵触执行法院判决，不履约偿还国库债务，于是决定部分撤销“有条件自由(6个月)”和“缓期执行(3个月)”；这一决定使得巴黎轻罪法庭(Tribunal correctionnel de Paris)在2021年12月3日进行另一与盖昂有关的“总统府民意调查案(Affaire sur les sondages de l’Elysée)”庭审时，极其罕见地破例讨论盖昂的个人状况。

 

 

 

在12月3日的庭审中，盖昂以自己与儿子合伙经营的律师事务所业务失败为由，试图说服法官相信他所面临的财务困境；他当庭解释道：司法决定使他受到财务窒息，生活拮据，约19万欧元债务缠身，每月只剩1622欧元收入维持生活；他还解释说，他不仅赎回了13万欧元的人寿保险，以帮助他没有工作面临困境的两个子女，甚至还不得不把15年前一位朋友送给他的一块Patek Philippe高级名表和一位俄罗斯参议员送给他的一块金币出售……

 

然而，法庭的法官们似乎不信盖昂的当众“哭穷”。

 

法国司法部下属的“打击腐败及财务税务违法中央调查署(OCLCIFF)”的调查人员最近对盖昂的“生活排场(train de vie)”作了调查，证实盖昂在2018年至2019年两年中得到了21.5万欧元工资或退休金收入，他不仅继续保留家庭佣人，而且还依然经常出入巴黎宫殿级酒店高级餐厅(restaurants de palace parisien)，等等；

 

 

 

而国家财政检察院(Parquet national financier – PNF)则当庭指出盖昂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种种言论(discours de victimisation)，揭露他对“司法决定的蔑视(mépris pour la décision de justice)”，并认为他的行为与前国家公仆(serviteur de l’Etat)的身份“不配(indigne)”；国家财政检察院(PNF)还证实，盖昂还只偿还了36%的国库欠债，而且大部分还款还是通过强制性手段执行的……

 

萨柯齐时代的“强人”克洛德·盖昂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21年12月13日上午被关入巴黎“健康”监狱的……；

 

依照判决，如果刑罚执行法官(juge d’application des peines)拒绝盖昂律师的刑罚调整(aménagement des peines)请求的话，盖昂在监狱里的羁押时间最长可达9个月。

 

 

五、盖昂的官司还没完……

 

已经身陷囹圄的盖昂其实还有多起“官司”缠身。

 

盖昂作为涉嫌人牵连其中的这些官司大多与他的前“顶头上司”或“导师(mentor)”萨柯齐有关；

 

 

 

例如，“总统府民意调查案”是一起政治财政案件，主要指控萨柯齐任期内总统府不通过公开招标程序向萨柯齐亲信Patrick Buisson(巴特里克·布伊松)和Pierre Giacometti(皮埃尔·贾戈梅蒂)开的民调公司订购价值数百万欧元的民意调查；盖昂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与其他四人一起以涉嫌徇私、挪用公共资金及相关窝赃罪名义被起诉，受到司法审查；在2021年10月18日至11月12日的庭审时，检方在公诉状中请求法庭对盖昂判处1年监禁，其中6个月缓刑和1万欧元罚款；法庭将于2022年1月21日对该案作出判决；

 

又如，盖昂作为萨柯齐亲信和2007年总统竞选主任，也是著名的“2007年萨柯齐总统竞选利比亚献金案(Affaire du financement libyen de la campagne de Nicolas Sarkozy en 2007)”一案的主角之一；

 

“2007年萨柯齐总统选举利比亚献金案”又称“萨柯齐—卡达菲案(Affaire Sarkozy-Kadhafi)”，是一个由法国著名网络媒体Mediapart引发的极其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国际政治经济案件。

 

 

 

它的大致情节是：2012年3月12日和4月28日，Mediapart发布了两个文件，其中披露利比亚卡达菲政权曾为了资助萨柯齐2007年参选总统而支付了5000万欧元献金(而官方公布的2007年萨柯齐总统竞选经费是2000万欧元)；这一披露触发了一系列司法调查，导致了对萨柯齐本人及其亲信盖昂、奥尔特弗(Brice Hortefeux)和涉嫌充当卡达菲和萨柯齐中间人的商人齐亚德·塔基耶迪纳(Ziad Takieddine)等人实行司法审查(mise en examen)；由于该案情节复杂，涉及人员众多，且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所以至今尚未结案，还在调查之中。

 

然而，对于盖昂来说，假如被卷入“萨柯齐—卡达菲案”只是因为职务连累而“替主子背锅受罪”，那倒也罢了，多少还有点为“忠诚”或担“大义”而牺牲自己的“悲壮”感；可问题是，随着司法调查的进展，拨茧抽丝，该案又引发出了一个接一个使人们对盖昂的个人品质和形象产生重大质疑的“案中之案”，而这次导致盖昂入狱服刑的“内政部现金奖金案”只是其中一例，其它引起法国舆论哗然的事实细节还包括：

 

—“弗拉芒绘画案(Affaire des tableaux flamands)”：

 

2013年2月27日，“萨柯齐—卡达菲案”的司法调查人员在盖昂家搜查中发现，盖昂的银行帐户上曾收到一笔50万欧元的转帐，另外还有几张价值约25000欧元用现金支付的发票；据盖昂解释，这50万欧元是他把两幅弗拉芒画家安德列耶斯·凡埃特维尔特(Andries van Eertvelt)的画卖给马来西亚律师的所得。

 

然而，据法国文化部确认，他们从未收到过凡埃特维尔特作品的出口证明申请；而按照规定，任何超过15万欧元的作品只有获得文化部的出口证明才能离开法国；按照法律，非法出口国家艺术宝藏罪(délit d’exportation illégale de trésors nationaux)可被处以2年监禁和45万欧元罚款。

 

 

这一案子中更加引起调查人员怀疑的是，盖昂声称那两幅未向海关申报的作品售价是50万欧元，而据艺术品专家鉴定，擅长画海战场面的安德列耶斯·凡埃特维尔特的作品的平均售价是每幅作品41000欧元；据Artprice的鉴定，与盖昂所提到那2幅作品类似作品的不含费用“典型价值”为每幅15127欧元。

 

据此，调查人员怀疑“马来西亚律师”只是一个邮箱，整个交易只是为了掩饰资金异动而设计的一个屏障(écran)。2015年3月6日，盖昂在该案调查中被临时羁押。

 

司法调查人员通过“弗拉芒绘画案”顺藤摸瓜，引发了一系列对政府机构和许多来路不明的中间人及大量国际合同的缔结背景的深入调查……

 

 

—“盖昂的巨型保险柜(Le coffre géant de Claude Guéant)”：

 

2007年，也即萨柯齐参加总统选举的那一年，克洛德·盖昂在法国BNP Paribas银行租了一个巨型保险柜，体积之大可以使一个成人在里面正常站立；这一保险柜也引起了司法调查人员的好奇。而盖昂在接受警察调查时声称：租用这一保险柜是为了安全保存萨柯齐和他自己的档案资料，而且说：“我是想租一个小的，但因为没有，所以得到一个大的”；

 

如今，这一巨型保险柜被调查人员怀疑曾用于存贮现金，也是“卡达菲献金”案可能的证据之一。

 

 

 

—“500欧元先生(Monsieur 500 euros)”：

 

2017年，负责司法调查的警察发现，从2003年至2012年这将近10年时间中，盖昂从他的银行帐户中一共只取了800欧元现金。警察们对盖昂如此省用现金感到惊讶。

 

莫非盖昂早已“现代化”，一切消费都用“手机”啦？

 

好像并非如此。

 

据法国《西部法兰西报》(Ouest-France)2021年12月14日报道，四十年来，盖昂在缅因与卢瓦省(Maine-et-Loire)离昂热(Angers)约40公里的一个叫“杜尔达勒(Durtal)”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别墅(résidence secondaire)，并经常在那儿度假；那个村里的不少人跟盖昂挺熟，知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买什么东西都用500欧元的大额纸币，所以，给他起了一个绰号(surnom)，叫他“500欧元先生”……

 

“500欧元先生！”

 

这不又回到了“现金”？那些令人想起“特别经费”的“现金”？！……

 

 

六、几点感想，没有结论……

 

法国国家财政检察院(PNF)检察官在2021年11月“总统府民意调查案”庭审公诉时，以极为罕见与严厉的言辞指责盖昂：“这一国家高级官吏(grand commis de l’Etat)有一种真正惯犯的犯罪倾向，犯罪记录(casier judiciaire)开始膨胀。”

 

自2012年以来，除了已获终审判决并正在羁押服刑的“内政部现金奖金案”之外，据不完全统计，盖昂在各不同案件中被遭起诉的各种罪名包括：

 

—“税务欺诈洗钱团伙犯罪”(blanchiment de fraude fiscale en bande organisée)(2015年)；

 

—“受贿、受贿同谋及窝赃、挪用公共资金窝赃和选举非法集资同谋”(corruption passive, complicité et recel de ce délit, recel de détournement de fonds publics, complicité de financement illégal de campagne électorale)(2018年)；

 

—“坏人结帮及其它9种犯法”(association de malfaiteurs et neuf autres infractions)(2020年12月3日)……

 

 

 

 

 

盖昂的“陨落”是萨柯齐主义(sarkozysme)衰败的一个象征。

 

通常，当一个政客遭受象盖昂这样锒铛入狱的命运的时候，总还会有一些同一阵营的人出来作一些或真诚或表面的辩护，表达“同情”，甚至指责司法“过度激烈(acharnement)”；

 

然而，这次盖昂却很孤独：不仅他一贯竭力效忠的“上司”萨柯齐一言不发，并试图明显保持与他的距离，整个右派阵营也没有一人愿意在媒体前发表哪怕是敷衍或同情性的辩护；这是不是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象盖昂这样为了自己极端自私的利己目的而过于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地知法犯法的行为已经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

 

有人曾仔细研究过盖昂的履历并发现，在2002年遇到萨柯齐之前，盖昂还是一个廉洁、勤奋、熟悉行政业务和“两袖清风”的典型的省长级行政官员；与萨柯齐的相识改变了盖昂的命运轨迹，使他从一个循规蹈矩、处处受法规制约的“事务官”一下转变“身份”，成为部长幕僚、总统幕僚，甚至内阁部长，变成能左右权力决策的“政务官”；而权力使他陶醉，也使他发现了可以营私的空间并尝到甜头，从而一发不可收拾，终于铸成了今日的下场……

 

从盖昂“陨落”的轨迹，也许可以对法国的官员腐败现象作一个大胆、但尚无科学数据支撑的假说：在法国的特殊政治与行政体制中，更有可能被“腐蚀”而直至腐败犯罪的，是“政务官”，而不是“事务官”，因为政策选择与决定的权力在“政务官(politiques)”或“民选议员(élus)”手中，而“事务官”作为一部被各种“依法行政”规则所捆绑的中立机器上的零件，在严格与繁琐到令人心烦的程序面前，大多也都只能落个“两袖清风”的命……

 

盖昂的所有犯罪指控都与他的“内政部长办公厅主任”和“总统府秘书长”这些“政务官”职务相关，而作为“省长”、“大区行政长官”、甚至“国家警察总局局长”的“事务官”盖昂，则还只是循规蹈矩的“国家公仆”……

 

这种区分也许可以解释一个现象，即在法国也可能出现官员腐败，但不太可能发生大面积的、体制性的腐败，那是因为在整个官僚体制中，“事务官”的数量远远多于“政务官”，例如，2001年以前能够享受“特别经费”使用决定的—也即可能被无规则限制的“现金”所诱惑的，只是“一小撮”部长和部长办公厅主任，哪怕是作为省长的“事务官”，恐怕连“特别经费”的味儿都难以闻到……

 

而法国的“政务官”们也不是能无限度地“为所欲为”的：选举可以让萨柯齐(或任何总统)连任失败，并让盖昂也跟着退出舞台；自由媒体“Mediapart”一通揭露可以引出一宗宗盘根错节的“官司”，而独立敢为的法官也可以传唤前总统萨柯齐出庭，把曾经叱咤风云的盖昂送进大牢……

 

这不，号称“副总统”的前内政部长盖昂今天(2021年12月19日)将在牢房里度过他的第七个囚禁之夜……

 

(……)

 

 

资料来源/Sources

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21/12/13/avec-son-incarceration-la-chute-de-claude-gueant-parait-ne-plus-en-finir_6105915_3224.html

https://www.francetvinfo.fr/politique/claude-gueant/affaire-gueant/

https://www.ouest-france.fr/politique/claude-gueant/

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20/12/03/claude-gueant-mis-en-examen-pour-association-de-malfaiteurs-dans-l-affaire-du-financement-libyen-de-la-campagne-de-2007_6062059_3224.html

 

https://www.purepeople.com/article/-monsieur-500-euros-le-surnom-genant-de-claude-gueant_a468100/1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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