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多样化是一个文明的关键要素” ：法国儿童教育专家呼吁“在家教育(IEF)自由”
教育多样性属于文化多样性；它对作为人类社会的微系统的良好健康和韧性必不可少；它也构成了一道防止各种集权主义的防线。正因如此，教育多样性是一个文明的关键要素(enjeu civilisationnel)……
译者 ｜儒思忧｜© 法兰西360(中文译文/traduction chinoise)
/《星期天报》(Le Journal du Dimanche)(法文原文/version française)
包括心理学家、教育家与儿童专家在内的120多位法国儿童与教育界专业人士2022年10月15日在《星期天报》(Le Journal du Dimanche)发表了一篇署名论坛，为在“在家教育(Instruction en famille – IEF)”框架下教育孩子的自由进行辩护。他们认为，法国政府严格收紧“在家教育”规管是混淆了宗教分离主义(séparatisme religieux)和在家教育。“在家教育社团协会揭露了政府通过强加一个唯一的教育模式—也即对最富有的人是私立和精英主义的、但对大多数法国人是公立和衰落的—学校教育模式，试图限制我们社会的教育和文化多样性的意愿”。
以下为他们论坛的全文。
“在家教育(Instruction en famille – IEF)”在此之前一直受一种申报制度(régime déclaratif)的制约，即便依照前国民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Jean-Michel Blanquer)本人的意见，它曾得到了一种“足够且平衡”的法律规管；然而，自2022年开学以来，它只有经过学区行政部门批准，才能得到了。
政府是以一种对“在家教育(IEF)”和“宗教分离主义(séparatisme religieux)”的毫无根据的混淆(amalgame)为藉口，向由宪法保障的教学自由原则发起了它最初的攻击。接着，它又挥舞“社会分离主义(séparatisme social)”这一同样站不住脚的论据吓唬人。不幸的是，面对政府的固执、它的(应当直说)无诚意(mauvaise foi)和它的权威欲，任何反对，任何反驳证据都会注定失败；实践“在家教育(IEF)”的家庭一年之后的命运业已预先注定；自己教育孩子的自由成了某种行政恩施意愿的玩物。因为，要获得这一敲门“芝麻(许可)”，今后必须提供健康必需或残障证据，或实践高强度体育或艺术活动证明、家长的巡游生活(itinérance)或远离任何公立学校证明，或者能证明某种“孩子特有的状况(situation propre à l’enfant)(但却又不屑明确说明“孩子特有状况”的确切所指是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家庭教育计划(projet éducatif familial)，即父母与孩子本人的计划(选择“在家教育”的父母常常让孩子们参与首先涉及他们的各种决定)没有被明确选定为可以解释关于以自己的资源满足孩子享受一种教育的权利的选择的恰当理由。而替代接受一种如此的父母特权的，或似乎更糟糕的，是赋予孩子们自己这样一种权利—而孩子们作为一个“成人主义社会(société adultiste)”中的“未成年主体”，又无法为他们自己作决定—，是立法者制造了一个“孩子特有状况”的个案；这一个案可有各种解释，因而可能被各种任意性所左右，而且特别是，它使得政府能够放恣意绕过宪法防线(garde-fou constitutionnel)。
一些为数不容忽视的把“在家教育”当作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的家庭以详细教学计划为证明，所提出的申请许可理由恰恰就是这最后一个理由。不幸的是，这些家庭中，近一半的申请都遭到了拒绝。
“在目前状态下，国民教育部没有履行它的使命和承诺”
因而，各类“在家教育”社团协会揭露了一种政府意愿，它试图渐渐结束这一教育模式，阻碍与之相配套的不同生活模式，通过强加一个单一的教育模式，也即学校教育模式，对最富有的人或对或对政府阁员子女—如现任国民教育部长巴普尼亚耶(Pap Ndiaye)的子女—是私立和精英主义模式，而对大多数法国人则是公立与没落的学校。
学生之间、或者教员与学生之间的骚扰与暴力、恐惧症、学业失败与中断、焦虑紊乱与抑郁、自杀、日常教育暴力(VEO-violences éducatives ordinaires)、编制不足及由此导致的陪伴不足、班级超员…..在目前状态下，国民教育部没有履行它的使命和承诺；如艾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所说：“人们不得不看到的是，在这最好的世界里，并非一切都尽如人意”，他自己本人在2022年8月25日便是这样解释的：“太多不幸福的学生、太多焦虑不安的学生家长[……]、太多看破一切或感到丧失了教师使命意义的老师”。
共和国学校的运作失灵已愈来愈显然，不仅被研究人员的研究资料所证实、被学校本身所承认，而且也受到即便是最通融的学校使用者和观察者的揭露；学校的堕落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可以合理地怀疑它在最佳条件下给予每个孩子最佳教育的能力，而与此同时，人们又禁止那些有意愿和有可能的家长自己加以弥补，以便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与学习条件。
然而，“在家教育(IEF)”只要是被渴望、经过深思熟虑并得到承担的，只能会比目前的国民教育所提供的教育更加可取。
因为，大多数选择“在家教育(IEF)”的父母都不惜一切手段(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在组织方面，而且尤其在人力投资上)，以便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最适当和最有利于孩子依照需要和感受性(sensibilité)得到发展的各种条件。
在确立了“父母优先拥有选择希望给予子女的教育的类型”(《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第26-3条)”和“教育必须以人类个人的完全发展和加强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为目标”的“人权”的故乡，父母与子女应该有权按照他们的感受性和生活计划，一起自由地安排他们获得发展和福利的条件。因为，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组成一个微生态系(écosystème)，而想象他们能以分开的方式发展是荒诞的。正是这种和谐的共同发展才是一个真正为自己公民服务的国家应当保障的，而绝不是像国家目前所做的那样，以几乎诅咒的、但常常是空洞和操控性的方式援引“孩子的最高利益”，撕裂解脱性的家庭计划，以对付这样一些人的批评；而这些人从对孩子身心绝对控制的意愿中所见到的，与其说是一种威权失控，不如说更是一种独裁的企图。
“他们真的首先把孩子看成是拥有一种意识、一种感受性、一种意志和一种尊严的人了么？”
因为，如果说父母的偏好和计划在此遭到了蔑视(以及他们的家长能力，特别是在编程方面失去信誉的母亲的能力)的话，那么，孩子们的计划—我们宁肯说同样完全合法的“年轻人们”—则纯粹被不予理睬。孩子这一“不会说话”的存在从来就没有发言权。在决策者中，又有谁真正听到了并考虑到了数百名孩子在整个议会讨论期间通过邮件寄送给他们的这些意见呢？那些连在事关孩子的决策中以及他们为孩子设计却没有孩子参与、也无孩子位置的计划中都不能容纳孩子的人们想到的难道是真正的“孩子的最高利益”么？他们真的是把孩子首先看成是拥有一种意识、感受性、意愿和尊严的人？拒绝孩子成为自己教育的真正参与角色，他们难道不就是把孩子当作了权利被删节或被削弱(droits tronqués ou émoussés)的“未成年主体(sujets mineurs或不足挂齿的主题)”么？然而，假如孩子们可以有比“未成年主体”更多的权利的话，他们的权利肯定不能比这更少！而且，一种教育的权利无论如何都不得被扭曲、被曲解成拒绝允许依照经父母同意所选择的方式接受教育；实际上，这儿涉及的是一种权利收回。
至于教育的义务，它对国家和法定负责人具有强制性；国家和法定负责人必须落实年轻人发展所需的资源。选择“在家教育(IEF)”的父母亲们恰恰就是对这一义务承担完全的责任。他们这样做是扩展了孩子们权利的范围，而不是缩小。
因为，每个孩子有权扩展他的经验范围，有权超越学校围墙使其环境多样化，有权超越同龄儿童而使其遭遇多样化。
每个孩子都有在快乐而不是在制约中学习以及发展其好奇心和批判意识的权利；
每个孩子都有使自己的个性、愿望与激情、身体及其需要得到尊重的权利；
每个孩子都有按照其生物节奏生活和学习以及享受高质量与多样化人际关系的权利而不必忍受一种被错误地当作社会化(socialisation)的人为的和强制的集体化；
“任何国家理由，任何成人的理由都不应优先于孩子的权利”
每个孩子都有权得到一种对其各种情感的特殊关注与照应，而这将有助于培养一种良好的自我意识；良好的自我意识则是某种对自己和他人足够信任的根基；这种信任无法在一种敌对的、被评估和竞争弄得神经质的环境中展开；
每个孩子有权不忍受由记分和惩罚制度所滋生的紧张压力(stress)，而这种压力的有害性如今已得到了证明；
而我们，作为成年人，无论是父母亲还是教育者，我们有义务使孩子们行使这些最基本的人类权利。任何国家理由，任何成人的理由都不应优先于孩子的这些权利。
因此，孩子们的权利，尤其是享受一种合适与个性化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当国家教育供应在教学法多样性方面受到限制或不适当时(对此唯有家庭才能作出评判！)，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服从于一个行政决定；无论如何，给予或拒绝一种基本人权都是非法的。
鉴于前述所有这些理由，我们要求重新恢复申报制，它唯一与人权相兼容，并能够保障年轻人及其父母亲的尊重与尊严。我们要求“在家教育(IEF)”得到公共权力机构的实际承认，作为一个自由教育的选项，一种名副其实的教育模式，其力量在于尊重孩子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成年人的、某一学校机构的或某一政府的外在性需要)和有利于孩子的日常学习、自主性、动机、快乐、舒适。
教育多样性属于文化多样性；它对作为人类社会的微系统的良好健康和韧性必不可少；它也构成了一道防止各种集权主义的防线。正因如此，教育多样性是一个文明的关键要素(enjeu civilisationnel)。
该论坛签署人约120人，涉及与儿童教育相关的各个职业领域，有哲学家、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分析师、医生、教育家、中小学及大学教师、作家、记者、教学法专家、导演，等等，其中特别包括：《以另一种方式成长》(Grandir autrement)的作者出版人、哲学家达丽波尔卡·米洛瓦诺维克–里尼奥特(Daliborka Milovanovic Rignault)、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分析师克洛艾·乌丹–戛斯盖(Chloé Oudin-Gasquet) 、著名演员伊莎贝尔·阿佳尼(Isabelle Adjani) 、法国“正面亲情育儿法(parentalité positive)”(或积极育儿法)的领军人物、著名临床心理治疗专家、多部儿童教育畅销书作者伊莎贝尔·菲约扎(Isabelle Filliozat)、作家、导演弗朗索瓦·贝戈多(François Bégaudeau)，等等。
资料来源/Source
(图片来自网络)
以下为本站广告
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申请书面授权请联系：
[email protected]
或微信号：
PietonDePa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