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我的“邻居”萨特和女人

今天–2017年4月15日–是法国哲学家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逝世37周年纪念日。

 

这不上又不下的“37”周年又不是“35”或“40”周年那样的“大年”，为什么要把这篇关于萨特的旧文从档案里翻出来“晒”一番呢？

 

这理由大致有两条：

 

第一，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在即，随着穿真宗“毛装”上阵开始竞选的偏极左翼“不屈的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的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这几天民调指数的大幅上升，法国的“革命”和“夺权”气氛似乎也日益浓烈，不仅令各方竞争对手紧张无比，而且也使整个法国社会象一匹脱缰野马，谁也不再敢说5月7日晚会从票箱里冒出个什么样的总统。这一情景实属史无前例，于是忽然想起一个怪问题：要是当年以“介入”著称的哲学家作家萨特如今还在健在，不知他会如何反应？他还会象当年亲自在拉丁区街上兜售“毛派”报纸《La Cause du Peuple/人民的事业》或到雷诺汽车厂呼吁工人那样，大力支持梅朗雄“夺权/prendre le pouvoir”么？

 

第二，是前两天和一位朋友聊天，谈到推行一个“高质量法国资讯(集散平台)网站”计划，寻求投资支持如何之难时，那朋友毫不留情地当即就把我一棍打死，说：“那是你自己不行！为什么你不会先包装推销一下你自己呢？”

 

我一愣，心想，我既不是“博士”，也不是“教授”，甚至连个“项目经理”之类的官衔都没捞到过， 最大(也是最得意) 的头衔也只不过是“巴黎行人”，况且身高﹑“艳值”等时尚指数也不高，还有什么值得包装“推销”的？

 

那天深夜与那朋友喝完酒怏怏地回家。一到门口，忽然醒悟了：对啊！我可也有一个“中国唯一”的头衔可以打啊：因为我是萨特的“唯一中国邻居”！

 

于是就兴冲冲地找出了这篇文章。

 

恰逢萨特逝世37周年，一是权当对已故伟人的纪念，二是想小心翼翼地以“萨特的唯一中国邻居”的名义和他套个近乎，兴许也能沾点光，赢得些许粉丝呢？……

 

不过，需要隆重申明的是：我不是学哲学的，更不是萨特专家。

 

虽然可以死皮赖脸地自诩是“萨特的唯一中国邻居”，但还是缺少前几年在国内媒体曾走红一时的“某某(外国名人)的唯一中国弟子”谈某某(外国名人)那样的“合法性”；

 

因为，虽为相隔四十几年的先后同楼“邻居”，但毕竟是“门外汉”，没有“弟子”的那种学问承传的“正宗性”或“权威性”；因此，只敢是“闲谈”，而且只检些国内众多的萨特专家们所不屑(或所不知)的萨特“轶事”；在各路专家学者看来，这也许纯属与萨特哲学思想无关的“无稽之谈”；

 

不过，本文的企图也仅想表达世俗之人对萨特这样的举世伟人的一种另类认识而已。

 

 

 

 

波拿巴特街42号

 

我是在萨特去世20年之后的2001年搬入巴黎六区波拿巴特街42号的。当时听房主代理人告诉说萨特曾在这栋楼的五楼住过16年的时候，我顿时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

 

我早知道这幢楼所在的圣日尔曼德普莱(Saint-Germain-des Prés)为巴黎最著名的文化圣地，是一个“连咖啡馆冒出的气泡都有很高的哲学含量”的极其富有神话色彩的街区。萨特与“花神(Café de Flore)”和“双偶(Lesdeux Magots)”咖啡馆的神话在全世界的流传是如此之广，以致于如今还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日本女游客坐在这两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上，手捧一本萨特的《苍蝇》或《恶心》在那儿作“存在与虚无”状的场景(我时常怀疑日本人是否都用命令式在导游手册中介绍这些场所)。近来也开始有愈来愈多的中国游客团队在稍有学问和文化意识的导游的带领下，在“双偶”或“花神”咖啡馆前闹闹哄哄地排队拍照留念。

 

许多法国书在描述战后巴黎圣日尔曼德普莱群星灿烂的景象时，都喜欢列举当时各色名人在这个街区的固定现身场所和特定的“迷群”，指出在哪个时辰和在哪条街的哪个地段或哪个咖啡馆，会遇到哪个著名诗人作家或画家艺术家；而在提到萨特时，通常都只说：“在圣日尔曼德普莱的任何一个街角，随时都有可能撞上萨特！”那意思是萨特“无处不在”，无需再一一列举。不过，很少有人知晓萨特就住在波拿巴特街临圣日尔曼德普莱广场和教堂的一座并不起眼的楼房里。

 

我也不曾想到这辈子居然还会在这栋楼里和这位名人发生虽时隔40年、但却又这么“近距离”的“联系”，攀上“萨特邻居”这一“头衔”。所以，起初时，无论自己单独一人，还是和朋友一起在本区的小街深巷转悠，仿佛总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虚无”感，或某种兴许会突然“撞上萨特”的幻觉；尤其是有时和朋友多喝几杯后深夜回家的时候，进大门后老禁不住要想象一番当年喝得同样烂醉的萨特应该是如何在波伏瓦或在某位临时得宠的女友的搂拥或搀扶下从我一楼的门前经过，喘息、停顿，然后又步履艰难地朝五楼爬去的(那时还没有安装现在的小电梯)……。不知为什么，每每想到我家门前曾有可能发生过哲学大师这般充满人味的“惨”相，一种莫名的快感油然而生。

 

萨特于1946年10月搬入波拿巴特街42号五楼，住到他母亲的一个套房里。波拿巴特街42号虽是一栋其貌不扬的楼房，但却因为那段辉煌的历史，不仅被全世界人视为战后法国思想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之一，而且也创下了近年来巴黎房产价格最昂贵的记录－最近我家对面一个60多平方米的套房准备出售，女房主的要价是86万欧元！我问她为何敢开如此“天价”，她回答说，她卖的不光是房子，而且还有窗外的那一片由圣日尔曼德普莱教堂、小广场和“双偶”咖啡馆组成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以及人们对这个充满神话魅力的巴黎文化街区的景仰！而这后者才更有价值，也是并非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的。

 

萨特从波拿巴特街42号寓所窗口眺望“双偶”咖啡馆

 

在萨特搬到这儿的时候，街对面还是一家巴黎很著名的“迪梵(Divan)”书店(后来先后成为迪奥[Dior]高级时装店﹑La Hune/桅楼书店和图片店和画廊)，曾是当年巴黎存在主义“朝圣”路上的一个必经之点。

 

那时，正值萨特主持的《现代》(Temps Modernes)杂志创刊不久；虽然杂志编辑部设在与这儿相隔几条街的咖利玛(Gallimard)出版社，可萨特每个星期天都要在家里召集编辑会议，约见一帮“介入作家(écrivains engagés)”，在五楼他的那间烟雾永远不散的小办公室兼书房里叱咤法国思想界的风云。 一时间，波拿巴特街42号成了法国战后思想文化界心脏的心脏和存在主义的大本营。

 

川流不息地前来波拿巴特街42号叩门拜访萨特的哲学朝圣者们的纷乱脚步声至少扰乱了楼内一个居民的安宁。此人名叫菲利浦·杜曼纳(Philippe Dumaine)，是位诗人，住在六楼，在萨特寓所之上。

 

这位诗人的其它诗作，如今恐怕已没人能记清，但唯有一首和他的上下层邻居萨特相关的四行打油诗，却一直流传至今，甚至令人捧腹。据记载，当年来拜访萨特的客人常常搞错楼层，跑到六楼敲杜曼纳的门。诗人不堪忍受一而再、再而三的无端骚扰，便于某一天在六层楼道里贴了这么几句诗：“这儿住的是一位头顶青天的诗人/ 按照等级，肚皮的地位该更低下 /访客啊，返身下楼吧 / 那位存在或虚无大师住在下面！”

 

本楼诗人杜曼纳用诗歌“揭竿而起”，抵抗萨特的盛名，一时被传为波拿巴特街42号的佳话；而他这首不无幽默的“歪诗”，虽未被收入《法国诗歌经典》，却也常被许多见证萨特或介绍巴黎文化圣地的文章所引用。杜曼纳可算是本楼第一个因萨特而“一诗成名”的邻居了。

 

1962年1月7日恐怖炸弹在波拿巴特街42号萨特寓所爆炸 

 

 

50年代末、60年代初，萨特积极投入去殖民化运动，支持当时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萨特的立场不仅给当时的法国政府造成压力，而且招徕了坚持殖民主义的法国极右团体的憎恨。一个名为“秘密武装组织(OAS)”的团体先后两次对萨特在波拿巴特街42号的住所进行恐怖爆炸，第一次是在1961年7月，第二次发生在1962年1月7日；两次爆炸虽都未伤及萨特人身，但第二次爆炸对萨特的套房造成了重大破坏。萨特从此离开波拿巴特街42号，搬至也属六区的拉斯巴耶大道(Bd Raspail)222号，在那儿一直住到1973年。萨特从1973年10月直至1980年4月15日去世前的最后寓所位于面对蒙巴纳斯大楼(Tour Montparnasse)的埃德加－基内大道(Bd Edgar-Quinet)29号。

 

萨特在波拿巴特街42号从41岁一直住到57岁，历时达16年之久，也是他一生中连续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寓所。

 

萨特的许多重要名著都在波拿巴特街的住所里写成或在这一时期出版，其中包括：自传体小说《语词》(Les mots)、剧本《魔鬼与仁慈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肮脏的手》(Les mains sales)、《阿尔托纳的幽禁者》(Séquestrés d’Altona)，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等等。在此期间还发生过的重要事件有：1951年6月7日，萨特与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的第一任妻子密榭尔·维昂(Michelle Vian)初次幽会；1955年9月至10月间，萨特和波伏瓦同赴中国，受到款待；1956年3月，萨特初次结识阿尔莱特·艾尔凯姆(Arlette Elkaim)，先作为情妇，后又于1965年将其收为养女，等等。

 

萨特在波拿巴特街的16年生活造成了著名的“圣日尔曼德普莱神话”，给这一街区打上了深深的存在主义文化烙印。直至今天，我几乎每天都可透过窗户看到有人(显然都是外国游客)在街对面书店的橱窗前打开地图，然后朝我这边42号楼上投来目光，似乎在搜寻着什么。我想他们一定是在企图捕捉萨特留下的哪怕是一丁点的蛛丝马迹，或者嗅一嗅上个世纪存在主义的残存气息吧。可是，他们往往失望而归。因为，不象其他名人的巴黎故居大多都有纪念牌那样，波拿巴特街42号门外除了一块4楼的牙医招牌之外，没有任何一点标识表明萨特曾在本楼生活居住16年。

 

从“双偶”咖啡馆看波拿巴特街42号5楼萨特旧居

 

 

许多人对此都觉得奇怪。我也是后来在向萨特故居现在的主人询问之后才明白为什么的。

 

原来，1962年1月的那起爆炸案后，一位名叫弗莱德·朗萨克(Fred Lansac)的专给法国旧贵族做衣服的裁缝买下了产权属于萨特母亲的那套房子，并对房间布局作了大幅整修改动。现还健在的朗萨克先生告诉我，他那房子的墙内还残留着一片炸弹弹片。当年他刚买下时，房间里面还有不少萨特的物品，包括个人信函、记事本，甚至还有几件手稿。他把所有东西都给一位朋友看了，那朋友告诉他说这都不值钱。我问他为什么楼外不设一块纪念牌，标明萨特曾在这栋楼内住过。朗萨克先生很直率地说：因为我不喜欢萨特！他不无调侃地说，这世界也真有意思，我是替法国贵族做衣服的，可就偏偏住在一个对贵族恨之入骨的激进作家的老屋里！

 

根据法国法律，在楼房建筑物等私产表面刻字置匾，纯属业主私人权利范畴。只要业主和建筑物的业主联合会不予提议并同意，即便是最有名的历史文化名人故居，政府或任何其它团体组织均无权强制干预要求。看来，波拿巴特街42号有可能在很长时期内还将只是一处萨特的匿名故居……。

 

 

萨特与女人……或存在主义为何那么流行？

 

萨特不喜欢与男人交往。这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曾担任过萨特私人秘书、并在每天早上十点钟准时快步登上波拿巴特街42号五层楼梯到萨特家上班的让·戈(Jean Cau)在萨特过世后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透露过不少有意思的情节。

 

比如，有一天，让·戈为萨特安排了一次和一位男士的午餐。萨特知道后说不愿和他一起吃饭。让·戈急了，赶忙向萨特解释该人是如何聪敏、如何有思想，而且又是如何紧缠了多少天以求得和萨特见一面，等等。萨特听了大光其火，对让·戈嚷道：“算了吧，他的思想与我何干？莫非他能教会我什么不成？”让·戈呐呐地说：“您不喜欢男人，真奇怪……”；萨特接过话头，肯定道：“是的，我不喜欢男人！男人们的想法我都知道！您知道跟男人讨论能带给我什么吗？一无所获！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那女人呢？”让·戈紧追不放；萨特接着回答说：“女人至少让我开心；她们让我学到一些东西！……”。

 

萨特和女人的关系，也许是解读萨特的一把重要钥匙。在萨特那个时代，除了存在主义哲学之外，还曾出现过各种其它哲学思潮，例如，结构主义、新哲学，等等；但是，无论哪种思想或哲学，其影响或“有名”之程度，却从未能和存在主义哲学同日而语。而其中奥秘，许多萨特论者都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萨特周围有一帮女人！

 

这儿值得强调的是，在帮助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扬名方面，贡献最大的，恰恰倒不是波伏瓦，而是战后在巴黎圣日尔曼德普莱街区的地窖里唱歌、跳爵士舞的两位漂亮女郎，即：安娜－玛丽·卡萨利丝(Anne-Marie Cazalis)和于莉埃特·格莱戈(Juliette Gréco)。

 

“四人帮”：萨特﹑波伏瓦和鲍里斯与密榭尔·维昂在一起

 

那是一个疯狂爵士舞(Be-Bop)风靡巴黎的年头。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法国年轻人，无忧无虑，天天晚上都往巴黎圣日尔曼德普莱街区酒吧的地窖里钻，在那儿跳节奏疯狂的爵士舞，尽情享受欢乐。各种地窖酒吧、舞厅、俱乐部如雨后春笋，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叫“禁忌”(Tabou)，卡萨利丝和格莱戈就是那儿的台柱；“禁忌”俱乐部不仅是时髦年轻人的必到场所，而且还吸引大批追逐名人踪迹的记者。50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当时《周六晚报》的一名专栏记者，拦住刚要进“禁忌”地窖的卡萨利丝和格莱戈问：“你们都是些什么人？”两位和萨特交往甚密并在萨特那儿见到过他写的一些书名的摩登女郎笑着回答记者说：“我们是存在主义者！”记者听后如获至宝；第二天一大早，“存在主义者”这个醒目的通栏大标题一下子传遍整个巴黎、整个法国，并且又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了全世界！那帮在巴黎圣日尔曼德普莱寻欢作乐、享受生活而从未读过一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年轻人们一夜之间都成了“存在主义者”！面对这一事实，萨特哭笑不得。从此，“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e)”或“存在主义哲学”与“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e)”成了两个再也无法纠缠清楚的概念。当然，无可非议的是：对存在与虚无一窍不通的存在主义者们使得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的名声得到成千、成万乃至成千百万倍的弘扬。而这完全是萨特的女友卡萨利丝和格莱戈的功劳。后来有人戏称她们两位是萨特最为得力的“新闻专员”(attachée de presse)。

 

说到萨特与女人，当然不能不涉及萨特私生活中的女人。关于和女人交往与道德的关系，萨特和他的私人秘书让·戈曾有过一段极精彩的对话。让·戈在波拿巴特街42号萨特家中经常遇到一种令他尴尬的场面：萨特经常先给一位女友打电话，讲述某一事件；然后又马上打电话给另一女友，而讲的一切正好与先前的通话完全相反。让·戈当然对萨特的这种“两面三刀”的伎俩只能故作镇静，装着没听见。萨特则完全清楚让·戈的心事。于是，搁下电话便对着让·戈叹气：“唉，有时真的不好办呐！”“是呀，我正思忖着您怎么脱身呢！处境艰难呀。”“是呀，亲爱的让·戈，您用的词准确极了；有时的确会出现那种我称之为‘烂透’了的处境；要想在外表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摆脱那处境，根本不可能……。”“是的，是的，我理解…..”，让·戈接着问萨特道：“那么，您是怎样从内心解脱的呢？”萨特精辟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有一种临时道德。”

 

好一个“临时道德”(它不应等同于“不道德”、“假道德”)！真是一个完整而充满人味的萨特的活生生的写照！在这儿，无论他的关于“处境”、“自由”、“他人”、“责任”的存在主义关键概念，还是其有关“道德”的学说，无不显现得淋漓尽致……。

 

于是，就在萨特和波伏瓦的“现代爱情样本”神话之外，又产生了许许多多关于萨特和他数不清的女人之间的绝不能简单称之为“不道德”的故事。

 

萨特与密榭尔·维昂在一起

 

在萨特与众多女性的关系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另一名著名作家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的前妻密榭尔·维昂(Michelle Vian)的交往。

 

鲍里斯·维昂也是战后在圣日尔曼德普莱极其活跃并且多才多艺的作家。他毕业于法国最著名的精英工程师学院之一的巴黎中央理工学院(centralien)，不仅创作小说，剧本，而且还写音乐评论、吹小号、作曲唱歌，属于那种“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怪才，但却英年早逝，于1958年39岁时便离世。

 

鲍里斯·维昂到目前为止，还依然是法国年轻人最喜欢的20世纪作家之一。萨特很早就赏识鲍里斯·维昂的才华，曾一度请他和《现代》杂志合作。鲍里斯·维昂开始则也很欣赏萨特，在他于1947年发表的小说名作《岁月的泡沫》(l’Ecume des jours)中，还专门刻划了一个名叫“Jean-Sol Partre”(即通过把萨特法文名字－Jean-Paul Sartre－三词中的头一个字母互相置换造出的名字)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人物形象，以他特有的幽默手段，对萨特和他的哲学的影响作了漫画式的描绘。而与他同年的妻子密榭尔·维昂则也是圣日尔曼德普莱少有的几个女性偶像之一，不仅年轻漂亮，而且聪敏而富有鲜明个性，曾担任过影评专栏主笔，从英文翻译过许多美国作品。

 

密榭尔·维昂从40年代末即开始与萨特交往，在和鲍里斯·维昂分手后，即成为萨特的情妇，一直到萨特去世，历时近30年；在萨特的所有情妇中，密榭尔·维昂拥有最特殊的地位，并对萨特起过重要作用；她曾经常陪同萨特旅行；1968年后，萨特把自己的许多手稿都交托给密榭尔·维昂。1985年，密榭尔·维昂把她所拥有的大量萨特手稿都捐赠给了法国国家图书馆……。

 

不知是命中注定要和萨特发生某种间接关系，还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我曾在搬来波拿巴特街42号之前，就因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虽已头发花白但却风韵犹存的密榭尔·维昂。

 

那次会面的契机还真属于象昆德拉在一部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偶然得不能再偶然”！我有一个两年前已英年早逝的朋友，在巴黎六区的另一个文化圣地－蒙巴纳斯(Montparnasse)街区开有一家名叫“红宝石”的中餐馆。

 

这家在蒙巴纳斯享有盛名的中餐馆不仅离萨特在世时的最后一个寓所很近，而且就在密榭尔·维昂住所的隔壁！因此，七十年代时，对中餐或至少对中国有某种特殊情感的老年萨特经常光顾“红宝石”，曾是那儿的常客；而密榭尔·维昂则更象隔壁邻居串门那样，去得更勤，并且都成了餐馆老板鲁先生夫妇的好朋友；她见鲁老板夫妇终日忙于经营餐馆，无暇也无能力顾及当年还年少的儿子的学业，便主动提出帮助辅导他们孩子的法文。那时，鲁先生还不知道密榭尔·维昂为何人，更不了解她和萨特的关系。鲁先生是巴黎少见的一位崇仰文化并喜欢结交文人朋友的中餐馆老板。所以，有一天在“红宝石”与他闲聊中，跟他说起萨特、鲍里斯·维昂以及这帮人当年的各种故事。

 

我提到的“维昂”两字引起了鲁先生的关注；他说他的餐馆有一位邻居常客，叫密榭尔·维昂。我说那很可能就是鲍里斯·维昂前妻和萨特的情人；我还说，如果真是她，还真愿意和她聊一聊，因为鲍里斯·维昂是我最喜欢的法国作家之一，在南京大学做毕业论文时，选题就是他的小说《岁月的泡沫》！热心的鲁先生当天下午就跟密榭尔·维昂打电话，并于第二天在“红宝石”的“包厢”里安排了我和密榭尔·维昂的第一次会面。

 

1980年4月19日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在蒙巴拿斯为萨特举行雨果式的葬礼

 

当时已年近80岁的密榭尔·维昂依然记忆清楚、思路机智敏捷；从她白皙的脸上还读得出当年令鲍里斯·维昂、令萨特和令整个圣日尔曼德普莱倾倒的美貌。她跟我谈了当年圣日尔曼德普莱轰轰烈烈的生活，使我印证了各类书中读到过的许多细节。在开始时，我还犹豫究竟该把她当作鲍里斯·维昂的妻子还是看成萨特的情人；渐渐地，我发现了她自己的情感偏向。在最后分手前，我直截了当地问她：她自己一生经历中最能引以为自豪的，到底是曾是鲍里斯·维昂的妻子还是萨特的情人？她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是萨特的情妇，而且还特别强调说是萨特“三十年如一”的情妇！我当时听了只是觉得有点感动。而现在想来，这难道不也是对萨特“临时道德”论的另一种注脚么？

 

在密榭尔·维昂离开巴黎去法国南方与她和鲍里斯所生的儿子一起生活以前，我们还在鲁先生的“红宝石”餐馆见过多次……。与密榭尔·维昂的认识和接触使我对我的“邻居”萨特的认识变得更为具体；人们有时常常带着某种“假道德”味或某种偏见或歧见所提到的“萨特的情妇”在我的脑子里马上转化为密榭尔·维昂老太太这一亲近而富有感染力的形象。

 

其实，密榭尔·维昂开始与萨特密切交往的年代，恰恰就是萨特搬到波拿巴特街42号之后；这么说来，波拿巴特街42号也一定是一个能激起密榭尔·维昂无限回忆的地方…..。啊，又回到了波拿巴特街42号！正如法语所说的：“La boucle est bouclée(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萨特－波伏瓦广场：一个关于萨特遗产的隐喻？

 

萨特是一个在他所“介入”的各个领域中都能使崇拜者崇拜得五体投地、令憎恨者也憎恨得咬牙切齿的人。这种或爱，或恨，或誉，或毁的情形在他生前即已如此。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其同代及随后数代人的一个参照坐标。

 

然而，在他去世后37年的今天，萨特是否已经“过时”，是否已让人无动于衷？他留给当今世界的遗产及其影响究竟如何？对这些问题的作出答案，应是专家们的事；而作为“邻居”，只谈一个“邻近”的事实观察，也许更为妥当。

 

而“萨特－波伏瓦广场”就是一个离我家－也即萨特在波拿巴特街42号的老家－最近的事实。是的，巴黎圣日尔曼德普莱有了一个以萨特和波伏瓦两人名字联合命名的广场。那是2000年4月10日－也即萨特逝世20周年前夕，在巴黎市前任右派市长和六区区长的共同主持下，揭幕剪彩的。

 

这大概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小的一个广场了－它其实只是圣日尔曼大道(Boulevard Saint -Germain)和雷恩街(rue de Rennes)交叉口中间的一个安全岛，也就是我每次去“莫诺普里”超市(Monoprix)购物或去卢森堡公园散步都必须穿越、停留的那块三角形的“小飞地”！它的面积不足50平方米，两杆挂着禁止逆行标志的交通灯柱恐已占去了十分之一的位置，剩下的最多估计还容纳不了30个人！比起全法国家喻户晓的、只要象萨特那样的伟人振臂一呼就能聚集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的巴黎“共和广场”、“巴斯底狱广场”或者“协和广场”来，“萨特－波伏瓦广场”简直就是一个“反广场”！

 

巴黎圣日尔曼德普莱的“萨特－波伏瓦广场”

 

然而，它却是一个确确实实、堂堂正正的“Place(广场)”，而既非有点歧视性的“Placette(小广场)”，也不是带英国味的“square(街心广场)”。法国人在用名人名字“命名”地域方面，历来是注意公道和“名正言顺”的：该给环形大道的，决不给单行道；应予以林荫道的，绝不只给沿江马路；该称街的，决不叫巷；该得小道的，绝不要死胡同！一切都按“该归凯撒的都给凯撒”的古训，分配安排得秩序井然，公平得体。

 

萨特和波伏瓦是该得广场的。所以，他们拥有的就是一个“广场”－尽管别有用心者可以因它的狭小而将它贬低为“土墩”、“土块”，甚或干脆对它视而不见。

 

应当承认的是，“萨特－波伏瓦广场”面积虽小，但却处在一个巴黎文化要冲地带，无论逛东溜西，还是走南闯北，它都象是一个矗立在那儿的方向坐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紧挨着如今早已成为他们的象征符号的“花神”和“双偶”咖啡馆。

 

显然，“萨特－波伏瓦广场”已成了巴黎圣日尔曼德普莱永恒的定位标志……

 

 

(巴黎，初稿2005年3月13日，修订于：2017年4月15日，本文“节本”曾刊载于2005年的《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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