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呼叫系统故障导致3人死亡：法国的SAMU(急救)体制到底怎么啦？

几年前曾因“娜奥米事件(Affaire Naomi)”而摇摇欲坠的法国“SAMU(紧急医疗救助服务)”体制，虽然已奇迹般地挺过了去年至今的新冠危机，几乎没有差错地顺利承担了疫情期间的紧急救援使命；但是，此前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依然存在……

 

这次事故虽然出在承载“SAMU”的通信技术系统方面，但也可以说是“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它再次向法国人发出了一个警告：也许是时候对法国的紧急救援呼叫系统进行彻底改革了！

 

 

 

 

作者｜儒思忧｜© 法兰西360

 

 

2021年6月2日星期三傍晚18点至深夜12点，在整整6小时时间内，分别归属法国“紧急医疗救助(SAMU)”、消防救援(Pompiers)和警察等不同机构管理运营的“15/17/18/112”呼救电话出现大面积故障，使得许多省份的呼救电话无法打通，造成法国许多地区的紧急救援系统停摆，并在本土莫比昂省(Morbihan)和海外省留尼汪(La Réunion)导致3名心血管病患者的死亡……

 

6月2日星期三傍晚17点左右，部分省的急救中心发现“15”“17”“18”和“112”紧急呼救号码失灵，便立即告知相关的省政府，省政府立即把这一紧急电话运作失灵的情况通报法国中央政府，同时立即在各省启用10位数字的替代电话，使急救系统能够通过迂回呼叫号(numéros de contournement)继续运行；

 

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作为这些紧急电话号码的运营商Orange(橙色)电讯公司(即前国有企业“FranceTelecom/法国电讯”)当时却还蒙在鼓里，没有发现异常；公司高层主管是在得到法国政府通报后才发现这一情况。

 

 

 

故障持续了6个小时，直至6月2日星期三晚12点，急救呼叫号才恢复正常运营。

 

这一前所未有的丑闻不仅引起法国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强烈回应，而且也促使法国政府从马克龙总统、卡斯岱克斯(Castex)总理到内政部长达尔马南(Gérard Darmanin)作出了迅速强硬的反应：当时正在陪同法国总理访问突尼斯的内政部长达尔马南和数码事务国务秘书塞德利克·欧(Cédric O)紧急从突尼斯返回巴黎处理这一事件，并于6月3日星期四早上9点传见Orange(橙色)电讯公司董事长总裁斯岱凡·里夏尔(Stéphane Richard)到内政部作出解释；据说达尔马南对此大发雷霆，认为这一运作失灵“严重而不能接受”；身在突尼斯继续访问行程的卡斯岱克斯总理则下令对这一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并作必要追责处分；6月3日正在法国西南部Lot(洛特)省访问的马克龙总统也发表谈话，声称对这一事故“非常关切”。

 

 

这一事故的技术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布列塔尼大区瓦纳(Vannes)地方检察院也已立案对当地一位63岁病人的死亡原因进行调查。至于在故障期间究竟有多少呼救电话受影响并导致其它严重后果，法国各地的救援中心也正在作进一步的评价。

 

然而，这一事故可以说是“来得正是时候”，它再次向法国人提出了一个警告：也许是时候对法国的紧急救援呼叫系统进行改革了！

 

几年前曾因“娜奥米事件(Affaire Naomi)”而摇摇欲坠的法国“SAMU(紧急医疗救助服务)”体制，虽然已经奇迹般地挺过了去年至今的新冠疫情时期，几乎没有差错地顺利承担了疫情期间的紧急救援使命，但是，此前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依然存在，依然需要予以正视和改进；

 

这次事故虽然出在承载“SAMU(紧急医疗救助服务)”的通信技术系统方面，但它再次提醒人们：拥有一个整体运作完善与有效的紧急救助呼叫体制对于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对刚刚或即将走出新冠疫情噩梦的人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无论对法国人还是对临时来法国的外国人，“15” 或“17”“18”或“112”呼救中心不仅是一个遇到紧急事故或急症时的求救电话，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法国急救医疗体制设置的第一道“生死关卡”……

 

在去年最初的新冠病毒病例传入法国时，曾发生过一位武汉游客拨打“15”求助而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安排诊治的事，引起了许多对法国急救体制不甚了解的华人的不满和“吐槽”，并由此对法国的医疗体制和应对疫情的能力产生怀疑，有人甚至还籍此对整个法国进行无端指责以及不理性、不友善的嘲弄与辱骂……

 

那么，法国的“15”呼救中心或“SAMU(紧急医疗救助服务)”的现状到底如何？它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为什么亟需改革？

 

 

 

 

“娜奥米事件(Affaire Naomi)”：法国“SAMU”体制的一次大地震……

 

为了帮助读者朋友对法国的“SAMU”体制现状和改革必要性有一个比较“骨感”的认识，这儿先来介绍一个发生于2018年的、曾经震惊全法国的“惊悚故事”—也是一个巨大丑闻：“娜奥米事件(Affaire Naomi)”。

 

与社会保险体制一样，“SAMU”紧急医疗救助几十年来也一直是法国人引以为傲的一项关及千家万户平民百姓的紧急医疗公共服务。

 

然而，“娜奥米事件”除了当时在法国普通民众心里触发了强烈的情感冲击波外，还引起了人们对此前一直予以高度信任的“SAMU”紧急医疗救助服务的运作及其可靠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法国的“SAMU”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一、事件回放

 

事情发生在2017年12月29日上午11时。

 

家住斯特拉斯堡的娜奥米•缪桑嘎(Naomi MUSENGA)感到腹部强烈疼痛，浑身乏力，便拨打报警电话“17” (La Police)，警察将电话转至消防急救队 “18”(Pompiers)，消防员又把她的呼叫转到了斯特拉斯堡“SAMU”的呼救中心(“15”)。

 

斯特拉斯堡“SAMU”的两位电话女接线生对娜奥米•缪桑嘎姑娘的求救不仅明显表现出不相信，予以冷嘲热讽，而且不予理会她的救援请求，让她自己拨打“SOSMédecins/急诊医生”的电话。

 

以下是娜奥米与“SAMU”女接线生的电话通话录音记录：

 

–“喂！(Allô)…”

–“假如您不说发生什么事，我就挂了(Si vous ne dites pas ce qui se passe, je raccroche) ……”

–“我很难受(J’ai très mal)”

–“那好，您打电话给医生吧(Oui ben, vous appelez un médecin)”

–“我到处难受，我快要死了(J’ai mal partout, je vais mourir)……”

–“是的，您肯定有一天会死的，就像所有人一样(Oui vous allez mourir certainement un jour comme tout le monde)…”

–“女士，帮帮我吧，我很难受(Aidez-moi, madame, j’ai très mal)……”

–“我不能帮您，我不知道您怎么回事(Je ne peux pas vous aider, je ne sais pas ce que vous avez)……

 

几个小时之后，娜奥米终于拨通“SOS Médecins/急诊医生”的电话；“SOS Médecins/急诊医生” 立即要求“SAMU”组织救援。

 

当救援医生到达时，娜奥米还神志清醒，但身体状况很快恶化。在送往斯特拉斯堡新民用医院(Nouvel Hôpital civil – NHC)急诊部的途中，娜奥米的心跳突然减慢，状况令人担忧。到医院后，立即做X线断层扫描，在检查过程中心脏即停止跳动。经10分钟心脏按摩后，转至急救室；经抢救无效，娜奥米于当天17时30分死亡。

 

5天后，对已呈“深度腐烂(en état de putréfaction avancée)”的尸体作了解剖。宣布的死因是：多内脏衰竭，也即肺部呼吸极度困难兼心脏及神经系统等多器官机能不全等一系列综合症状并发。但医学及验尸报告并未说明这一多内在衰竭的原因。

 

22岁的娜奥米•缪桑嘎便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间，留下了她不到2周岁的女儿。

 

娜奥米的父母希望知道娜奥米的真实死亡原因是什么？假如“SAMU”接到呼救电话后直接安排救援，是否有可能赢得时间，挽救娜奥米的生命？

 

为此，娜奥米的父母写信请求检察官，取得了2017年12月29日娜奥米与“SAMU”接线生的电话通话录音记录。

 

2018年4月27日，一份名叫《Hebd’i》的阿尔萨斯地方月刊在娜奥米家人同意之下发表了娜奥米离奇之死的消息，并且公布了与“SAMU”接线生通话录音的文字记录。

 

5月初，这一信息被法国各大媒体发现后广为转载，并在全国范围迅速引起强烈公愤。

 

5月2日，斯特拉斯堡医院启动一项行政调查，并决定让涉事“SAMU”女接线生暂时停职。

 

5月8日，当时的法国政府卫生部长、现任执政党共和前进党的下一届巴黎市长候选人阿妮埃丝•布赞(Agnès BUZYN)发布推特，对娜奥米之死表示愤怒，支持娜奥米家人获得各种资讯，并下令社会事务监察总署(IGAS)对这一事件中的严重运作失灵展开调查；

 

5月9日，斯特拉斯堡法院检察官决定立案展开一项预先调查，以查明娜奥米死亡的背景情况；

 

5月10日，娜奥米父母举行记者会，公开介绍相关情况，要求为女儿“讨回公道(justice soit faite)”；

 

5月11日，娜奥米的家人以“对危难人士不予施救(non-assistance à personne en danger)”和“危害他人生命”为由对斯特拉斯堡大学医院(HUS)和对X(不明人士)提起诉讼；

 

 

 

自从“娜奥米事件(Affaire Naomi)”被媒体揭露后，不少法国民众对各地“SAMU”组织纷纷表达不满，特别是斯特拉斯堡“SAMU”中心收到谩骂甚至威胁，导致6名当地“SAMU”工作人员因在私人电话上受到谩骂﹑威胁与诬告而报案控告；

 

5月14日，法国政府卫生部长阿妮埃丝•布赞会见法国“SAMU”急救医生组织代表商议“SAMU”紧急医疗救助公共服务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并表示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这类错误……

 

这是发生在2018年5月份的事。

 

 

二、“娜奥米事件”给了法国人什么启示？

 

这一悲剧性事件揭示的首先当然是法国斯特拉斯堡当地“SAMU”紧急医疗救助服务在这一个案中的一系列运作异常；

 

而这一系列“异常”中，最能引起人们不满，甚至愤怒的，当然是“SAMU”接线生面对娜奥米救助请求时的轻率和不以为然的态度；从公布的电话录音记录来看，那位女接线生似乎没有倾听对方的意愿，抱定对方正在玩恶作剧的心态对待一个生命正在逐渐衰竭的病人，而且还毫无掩饰地对病人冷嘲热讽，最终把本应争分夺秒地派救护车急救的病人拒之在外，推给按规定只受理“不危及生命的急诊(urgences non vitales)”的“SOS Médecins/急诊医生”；

 

而且，更为令人不解的“异常”之处是，“接线生”在作这一决定过程中，并没有按规定作业流程，把娜奥米的情况通报给应该在场的“调度医生(médecin régulateur)”；

 

在娜奥米被送到斯特拉斯堡医院后，还继续发生“异常”情况：在等了5天，也即足足112小时之后才进行尸体解剖检查；解剖时尸体已出现“深度腐烂”；解剖报告未对导致死亡的原因作出说明等；

 

而且，娜奥米从“SAMU”施救到死于急救本应属于一起法国医疗健康高级委员会(Haute autorité de la santé – HAS)所界定的“严重不受欢迎事件(événement indésirable grave)”，按规定，对于导致死亡的“严重不受欢迎事件”必须报告大区医疗卫生署(ARS)，由它进行调查，并上报卫生部。

 

但是，在“娜奥米事件”中，尽管依照《世界报》得到的一份资料，表明“验尸报告”末尾附件曾简述了娜奥米呼救及运送入院抢救的过程，并提到“SAMU嬉戏玩笑(rigole)”等字样，说明医院在2017年12月29日娜奥米去世当日即已知晓这些信息，可是，斯特拉斯堡医院院长在5月10日接受《世界报》调查采访时确认未曾接到与娜奥米死亡相关的任何报告；医院是在4月28日，也即在《Hebd’i》月刊报道发布的第二天才知情；而本来也应当得到通报的大区医疗卫生署(ARS)在媒体揭露之前也根本没有接到任何通报……

 

将近一年后，“娜奥米事件”的司法预先调查初步结论显示，娜奥米的死因是多日连续自行服用扑热息痛(paracétamol)导致中毒；但娜奥米家人对此初步结论不满，认为“SAMU”救援的迟到对她的死负有责任；而卫生部监察署的行政调查的结果则表明：斯特拉斯堡“SAMU”的运作失灵导致娜奥米送医院急救被总体耽搁2小时30分钟；

 

2019年7月，娜奥米家人以“不对濒危人士施救(non-assistance à personne en péril)”和“不明责任人过失杀人(homicide involontaire contre X)”两项指控对斯特拉斯堡“SAMU”呼叫中心提起诉讼；预审调查法官(juge d’instruction)任命了一个专家团(collège d’experts)；

 

 

 

震惊法国的“娜奥米事件”的司法诉讼案还在进行中。

 

然而，“娜奥米事件”这一悲剧应该说是“警醒”了法国人，迫使政府当局和普通百姓都对如何杜绝这类悲剧的发生作出深入的思考，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国的“紧急医疗救助服务”体制虽然有特色，自60年代设立以来的运作也充分体现了它的可靠和有效性，但似乎还是有点过于复杂，导致不少普通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却不知道究竟应该拨打哪一个电话。

 

例如，娜奥米最先拨打的报警电话“17”；警察把她引导到消防急救号码“18”；消防急救又把娜奥米转到“SAMU”号码“15”；而“SAMU”接线生则把她推给“SOS Médecins/急诊医生”；而当“SOS Médecins/急诊医生”发现情况危急之后，又让“SAMU”出动救护……

 

这样一个应急救助服务系统虽然分工和分级细致，但是毕竟会给面临困境和危急的人造成困惑，而且不同机构之间的来回“推诿”或“转移”也会造成时间浪费，坐失抢救良机；娜奥米也许就是这一体制运作失灵的受害者。

 

对于这一“多元”急救体制的合理性，其实在法国也早有人提出质疑；在2017年总统大选时，马克龙曾经主张整合改革现有体制，推出一个易于人们记取的统一呼救号码。

 

“娜奥米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也曾考虑加快实施马克龙提出的统一呼救号的设想。

 

关于设立统一呼救号码平台历来是一个“白方(穿白大褂的医生)”，也即受卫生部管辖的“SAMU”及医务部门和“红方(开红色消防车的消防急救员)”，也即受内政部管辖的消防救援体制之间争论不休的话题。

 

就像在法国行政体制的许多领域，有些问题看似简单，但真正改革或实施起来却是阻力和困难重重；设立统一呼救号虽然反映了现任总统和政府的意愿，而且“娜奥米事件”也给予了某种契机，但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个演变的方向，还没有成为现实。

 

 

 

第二，“娜奥米事件”事件暴露了“医学调度助理(Assistant de régulation médicale – ARM)”，也即“接线生”的初始培训(formation initiale)问题；

 

直至“娜奥米事件”，这一职业虽然责任重大，但却只要有BAC高中会考文凭而且几乎不需要任何特殊培训就能担任。

 

2017年9月，法国参议院曾经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承担“医学调度助理”这一职能的人通常缺乏经验，而且没有受过初始教育训练。这一报告的作者建议为这一职业的从业人士设立一项强制性的两年制标准化初始教育课程，包括实习期，合格者可获授一项学历文凭。

 

“娜奥米事件”之后，法国政府当时的卫生部长阿妮埃丝•布赞承认“SAMU”呼救中心机制失灵的原因与“医学调度助理”的培训不足有关，并于2018年年底作出决定，从2019年9月起，所有“接线生”—也即“医学调度助理”—都必须接受为期一年的授文凭的初始培训；

 

为此，法国政府在各地专门成立了6个培训中心，以后每年可以按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培养200名新的“医学调度助理”；这一教学大纲规定了全年1470小时的教学内容，其中一半为理论知识，另一半为通过实习得到的实践经验；据此，从去年2020年夏天起(可惜被疫情中断)，法国的“SAMU”呼救中心应可拥有一批接受过统一培训的有文凭的“接线生”。

 

这是“娜奥米事件”已经带来的变化。

 

 

 

第三，“娜奥米事件”也促使法国人反省自己的某些医疗消费习惯，意识到过度消费或滥用现有体制最终将会导致悲剧的降临。

 

“娜奥米事件”中“SAMU”接线生“草菅人命”的行为虽然毫不值得辩解，但若要深入分析或追究相关的原因，那么，某些人平时对“SAMU”的滥用，甚至“恶作剧”式的呼叫，也可能是“接线生”对呼叫者心存疑虑的原因之一。

 

因为，根据法国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最近30年来，“SAMU”呼叫中心“15”急救电话的拨叫次数呈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从1988年的每年不到400万次，到了1997年，已猛增到每年1070万次，而到2016年，则更是突破了每年2460万次！

 

然而，根据法国卫生部的分析研究，在这每年2460万次对“SAMU”系统的呼叫中，38%呼叫与医疗问题无关，包括接听后已挂断﹑传真机叫声﹑恶意呼叫﹑恶作剧玩笑﹑号码错误等；13%呼叫只是询问属于“15”服务范围的简单信息，只有48%呼叫导致真正的急救干预。

 

因此，如何减少或降低对“SAMU”系统造成紧张压力的“无效呼叫”，普通民众不仅可以思考以加强意识，而且也应以实际行动予以回应。

 

 

资料来源/Source :

 

https://www.20minutes.fr/strasbourg/2400523-20181229-video-affaire-naomi-musenga-o-an-apres-drame

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dyn/15/rapports/cion_lois/l15b2306-tix_rapport-avis.pdf

 

http://www.urgences-113.fr/marcus/Rapport_MARCUS3.pdf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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