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达利戈｜萨特为什么在夏多布里昂的墓上撒尿？

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的墓上撒尿，其实是在对过去说：我拒绝你的权威……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 Internet/网络

 

 

作者：勒内·达利戈(René DALIGAULT)

 

译者：儒思忧/ChatGPT

 

 

本文的中文标题为译者所加。法文原标题是“LA RELATION DIFFFICILE DE SARTRE AVEC CHATEAUBRIAND/萨特与夏多布里昂的复杂关系”，改写自一篇题为“Sartre et le tombeau de Chateaubriand/萨特与夏多布里昂之墓”的文章，原载于《夏多布里昂学会会刊》(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Chateaubriand)第64期。

 

本文作者勒内·达利戈先生是法国圣马洛(Saint-Malo)人，夏多布里昂的同乡，也是夏多布里昂的研究专家、讲座主讲人、大学学者和人文主义旅行家，曾沿夏多布里昂《从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éraire de Paris à Jérusalem)一书提供的细节全程考察了夏多布里昂当年在希腊、土耳其、以色列、埃及和突尼斯等地中海和近东各国的足迹；并与摄影师Guillaume Lebrun(继尧姆·伦布朗)合作出版了《梅洛斯》(Melos)一书。

 

Le titre en chinois est ajouté par le traducteur. Le titre original en français est « LA RELATION DIFFFICILE DE SARTRE AVEC CHATEAUBRIAND », il s’agit de l’adaptation d’un article intitulé « Sartre et le tombeau de Chateaubriand » et publié dans le N°64 du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Chateaubriand .

 

René DALIGAULT : Universitaire, conférencier – Voyageur humaniste malouin – Spécialiste de Chateaubriand, co-auteur avec Guillaume Lebrun de Melos (Filigranes, 2016)

 

 

[说明] ChatGPT为提供译文初稿和资料查询作了贡献。译文定稿在对ChatGPT初稿对照原文进行逐字核对、纠错和深度改善的基础上完成]

 

[Note] ChatGPT a contribué à la traduction initiale ainsi qu’à la recherche documentaire. La version définitive de la traduction a été réalisée après une vérification minutieuse mot à mot, des corrections et une amélioration substantielle du brouillon fourni par ChatGPT, toujours en référence au texte original.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F360

 

 

序言

 

“他们撒尿过的所有田野里，小麦都会生长，就像是上帝在那里撒了尿。再不需要其他石灰肥或粪肥了。” (1)

 

一位羊贩子在拉伯雷的《第四书》(Quart Livre)中提到这种虚构的丰饶之尿。它既表达了生活中那种单纯而美好的喜悦，也展现了诞生中的法语的那种如同美食那样被品尝的滋味。

 

现代时代(Les temps modernes)

 

四个世纪之后，我们不再是在虚构之中。

 

语气已经改变。1932年(2)，一对年轻的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德普莱(germanopratin)的知识分子夫妇路过圣马洛(Saint-Malo)。

 

“在我们看来,夏多布里昂的墓在其虚假的简朴之下显得如此滑稽而浮夸，以致萨特为了表示蔑视而在上面撒了尿。” (3)

 

与夏多布里昂同时代的圣马洛人拉梅内(Félicité de Lamennais)把基督徒的谦卑推至极端，直至要求把自己埋葬在拉雪兹神父(Père Lachaise)公墓的万人坑(fosse commune)里。然而，难道真要达到如此程度的自我消隐，才能配得上萨特的尊重吗？

 

萨特并不是在扮演替天行道的义士，也不是一个刺破膨胀自我的平等主义者。他写道：“荣耀诱惑着我，因为我想要高于那些我所鄙视的他人。” (4)

 

这一侮辱并非针对葬在巴黎丹费尔-罗什罗(Denfert Rochereau)街玛丽-特蕾丝养老护理院(Infirmerie)小教堂里的夏多布里昂的妻子塞莱斯特(Céleste de Chateaubriand)。

 

“平躺在刀锋下”，如同龙沙(Ronsard)所写的那样，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如今长眠在离那儿很近的蒙巴纳斯公墓，就在1986年比他晚六年去世的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骨灰之下。只要他的伴侣依然享有令他黯然失色的敬重，他就不必担心有任何报复性“尿袭”的威胁。

 

这桩荒诞的“撒尿攻击”将长期留存在法国文学史中。它让一些人愤怒，觉得这愚蠢无聊；它也让另一些人尴尬地发笑，暗暗高兴于看到一个作家哲学家竟以如此方式和一位文学巨人算账。

 

萨特究竟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能想象曾写过反对戏剧的文章的博须埃(Bossuet)跑到拉辛(Racine)的坟上撒尿吗？或者热拉尔·德·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以同样方式对待巴尔扎克的坟墓？

 

如果说存在主义之父要在法国文学界不嫌张扬的坟墓中挑一处作为目标，那么默城大教堂(Cathédrale de Meaux)可为他提供一座1911年为博须埃建造的堪称这方面杰作的纪念碑。虽然与夏多布里昂不同，这座纪念碑并非博须埃本人所选，但毫无疑问，他若在世，一定会对之欣赏有加。一张1967年的照片显示萨特正在参观埃及金字塔？他在吉萨大金字塔前会想些什么呢？要么是夏多布里昂的墓，要么什么也没有—一种反向的雨果式致敬。

 

萨特是把怨气发泄到了夏多布里昂的旧墓上 —那是战前的模样，一道四面封闭的新哥特式围栏，被1944年一枚德军或美军的炮弹炸得粉碎。

 

波伏娃所记载的这一幕，在史料中似乎没有先例。能不能把一群超现实主义者在1924年趁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去世之际发表的一本名为《一具尸体》(Un Cadavre)(5)的小册子归为同一类呢？在这本书中，布勒东(Breton)、艾吕雅(Eluard)、苏波(Soupault)等人对这位深受公众敬仰的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法兰西学院院士群起而攻之，发泄强烈不满。在这本集体著作中，阿拉贡(Aragon)甚至声称自己“很想去扇一个死人的耳光”。然而，那种暴力只表现在一种语言上的亵渎，并未企图付诸行动。暴力的作者意图震慑法朗士的大批崇拜者，而萨特则真的在夏多布里昂的坟墓上撒了尿，而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当时的唯一见证人。

 

萨特要把过去一笔勾销，把这位即便死后仍要借助他那座外表朴素却内里宏伟的坟墓和他那部《墓中回忆录》来彰显自己荣耀的夏多布里昂一笔勾销。

 

一个是信天主教的保王党贵族，一个是放肆的无神论青年，两者的对立是何其之大！

 

萨特当时根本没想到他的伴侣会使这一瞬间名垂青史。他那人所熟知的“淘气的天性”并不是这一举动的唯一解释。

 

这一欲望由来已久。

 

首先出于个人原因。萨特生于1905年；刚两岁就失去父亲，由外祖父母施魏策(Schweitzer)一家抚养长大。他极其喜爱外祖父夏尔，一位已退休的资深德语学衔教师。作为独生子，他得到了外公毫无保留的爱。萨特的童年沉浸在家庭藏书中，无忧无虑。然而，他母亲再嫁约瑟夫·曼西(Joseph Mancy)，使这一切戛然而止。萨特很快就厌恶继父，并终身如此，而且也因此痛恨年长男性的权威。

 

萨特的生平与作品为这一特性提供了许多佐证说明。读高中时他来到巴黎亨利四世高中(Lycée Henri IV)，在那里，未来的小说家—哲学家保罗·尼赞(Paul Nizan)成了他的花花公子般的挚友和另一个自己(alter Ego)。两个男孩有同样的淘气天性。他们讨厌亨利四世高中的许多势利同窗，经常突然出现，向他们泼水桶，还大喊：“查拉图斯特拉(Zarathoustra)就是这么撒尿的！” (4)

 

取得高中会考证书时，萨特与尼赞这两个小混蛋请求校长接见。萨特在校长的鞋子上呕吐，而据萨特的传记作者安妮·科恩-索拉尔(Annie Cohen-Solal)在1985年的说法(6)，这“一半是出于激动，一半是出于挑衅”。这种一分为二的解释，等于为萨特开脱了一半，但这种假设无法证实。而对萨特的类似行为的整体考察使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源于挑衅而非出于情绪失控。

 

萨特投向被他视为“男性权威形象”的液体喷射或其它分泌物数量勾勒出一次精神分析的脉络。

 

他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了成年之后。

 

夏多布里昂在同样年纪时，在把恶作剧当作嘲笑权威的仪式方面也并不落后。

 

1781年至1783年，夏多布里昂在雷恩(Rennes)耶稣会中学寄宿，在那儿与童年时在圣马洛一起玩有时近乎粗野的恶作剧的忠实伙伴热斯里尔(Gesril)重逢。

 

“我忍不住要讲一个学生时代的恶作剧。[…]

 

学监(préfet)常常在晚课后巡视走廊，看是否一切正常：为此，他会通过每扇门上的小孔往里张望。[……]

 

好几次我们白白用纸堵住了那个小孔；学监把纸推开，撞见我们在床上跳来跳去，弄坏椅子。

[…..]有一天，学监悄悄踮着脚走来。因为我们一向被他怀疑，他便停在门口，听啊听，看啊看，却没见到灯光。‘是谁干的？’他一边喊一边冲进房间。

 

利莫埃朗(Limoëlan)快要憋得笑死了，热斯里尔带着鼻音用半傻半嘲讽的腔调着说：‘怎么啦，学监先生？’ 圣里弗尔(Saint-Riveul)和我也跟着利莫埃朗大笑起来，躲进被子里。[…..]

 

我们四人全被关进地窖的禁闭室[……] 而我[……]则爬上通风口，把街上的小流氓都招呼来围观。” (7)

 

他当时尚可用年轻作借口。多年以后，在回忆少年时代时，他花了很长篇幅、细致入微地描写这些“中学生的恶作剧”，他喜欢讲述这些，就像别人喜欢回忆军旅生活一样。他还曾讲过在多勒-德-布列塔涅偷喜鹊蛋的故事，最终以殴打一名神父教师收场。夏多布里昂对这些“壮举”引以为豪。

 

在《墓中回忆录》中，他承认自己始终保持“无法服从”的状态(8)。他虽然始终支持波旁王朝，但在1816年却在《依据宪章的君主制》(La Monarchie selon la Chate)这一小册子中毫不犹豫地与路易十八(Louis XVIII)决裂。他因此丢了官职。他讨厌被视为专断的权威，它会激起他的愤怒。自东方归来后，他于1807年在《法兰西信使》(Mercure de France)上发表了一篇猛烈抨击拿破仑专制的文章，最后导致被放逐。

 

萨特也一样，把他的反叛精神提升到政治与哲学思维的高度。

 

1937年，他和波伏娃在希腊旅行时，曾在迈锡尼逗留。两人下榻于阿伽门农城堡山脚下的“墨涅拉俄斯(Ménélas)的美丽海伦”酒店。1954年，萨特又与挚友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重游此地。两人还在酒店的留言簿上留下了他们来过的痕迹：萨特写道：“杀虫剂，见鬼，来点杀虫剂 Fly-tox 吧”(9)。维昂补充道：“我已经没口水了(原文如此)。” 两位法国当代文坛巨匠，在外游荡时采纳的是戏谑腔调。这场景不难想象：Poulou(萨特的昵称)与“幸福的野牛”(维昂的笔名)在干旱的山中徒步，被蚊虫叮扰，渴得要命。Fly-tox 是一种喷雾杀虫剂，对蚊蝇有强效，当然毒性不只对蚊蝇……

 

深究起来，人们记得萨特早在1943年纳粹占领时期，就已上演过他的戏剧《苍蝇》(Les Mouches)。故事发生在阿尔戈斯(Argos)和迈锡尼(Mycènes)。俄瑞斯忒斯(Oreste)流亡归来，发现人民因杀害他父亲阿伽门农(Agamenon)而背上沉重的负罪感。复仇女神(Erinyrd)化作的蝇群追逐折磨着他们。俄瑞斯忒斯杀了母亲，为父报了仇，由此终结了阿特里德家族(Atrides)的杀戮循环。蝇群在阿尔戈斯和迈锡尼消失。雅典娜(Athéna)主持的审判最终无罪释放了他。作为存在主义的英雄，他抛弃了祖先罪孽的沉重负担，并建构了自己的命运。

 

至于维昂的评语，如把它与他在1946年发表的《我要到你们的坟墓上吐唾沫》(J’irai cracher sur vos tombes)这部小说的标题相联系，并非一件夸张的事情，它很可能受到导师萨特那次圣马洛之行故事的启发。

 

这个想法战后依然在一些有教养的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改革派神学家、道明会士伊夫·孔加(Yves Congar)饱受了抗拒科学、恪守教皇无谬论教条的梵蒂冈的打压。他在《一位神学家的日记》(Journal d’un Théologien)(10) 中讲述了1946年的某一天以及1954年又一次，他是如何在宗教裁判所(Tribunal de l’Inquisition)的继承机构—圣职部(Saint-Office)大门前撒尿以表达反对意见的。

 

人们本以为这股尿流已经干涸；不料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在1961年在一篇评论中又提到了它。

 

“在我看来，萨特的这次撒尿，对文学史的重要意义不亚于瓦尔米大炮(Canon de Valmy)之于歌德：它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那就是在名人墓上吐痰撒尿的时代。而我们却还在他们的坟墓中轻轻摇晃着我们深受爱戴的亡者……” (12)

 

说“一个新时代”从大贝岛上“萨特的那泡尿”开始，显然有点过分。与其说宏大，不如说可笑；人们可从其后继乏力来评判它的力量。它结出的果实令人惋惜，与瓦尔米大炮相比微不足道。

 

2011年，急于宣传自己新小说的年迈智利作家爱德华多·拉巴尔卡(Eduardo Labarca)摆拍了一张在日内瓦博尔赫斯(Borges)的墓上撒尿的封面照(13)。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把这一行为归入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及其《我要到你们的坟墓上吐唾沫》的传统，却忽略了拉巴尔卡真正想效仿的是萨特，而这可笑“壮举”的功劳应该归属于后者。

 

拉巴尔卡后来承认，他其实并没有在坟墓上撒尿，而是倒了一瓶水以给人一种真实的印象。亵渎者模拟了动作。他声称说，必须读他的书才能理解这一举动。他承认博尔赫斯的巨大文学才华，但谴责后者于1976年的某一天在没他什么事的情况下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和皮诺切特(Pinochet)握手，并向他表示仰慕之情。此事让《沙之书》(Livre de Sable)的作者失去了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

 

拉巴尔卡在军人专制下台前十年便有勇气指责圣地亚哥军政权的罪行。较之于这样的的重要议题，拉巴尔卡自我炒作式的拙劣行为又有什么价值呢？

 

在大贝岛上，萨特溅污的更多是他自己的名声，而非夏多布里昂的。他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历史得以延续，而他却付出了代价。

 

拉巴尔卡的举动则被阿根廷文化部长直接形容为“低级趣味”。

 

从这类新的尝试中，人们或许可以见出那些已无话可说的作家、哲学家，或纯粹蠢人们的零度表达。

 

而萨特在大贝岛上的案例中，人们大概可以看到尚未成形的存在主义的萌芽。年轻的哲学家力图减轻过去的重负，抹去旧有的范式，以便构建自己的自由。这种对不可能的绝对的追求把他引入了种种死胡同。1968年五月，法国的一部分年轻人曾一度把他当作导师，并因追随他而误入歧途。

 

与此同时，我们仍将继续“在他们的坟墓中轻轻摇晃着我们深受爱戴的亡者”。

 

 

注释

 

(1)《第四书》(Quart Livre)，亨利·克卢佐(Henri Clouzot))誊写本，拉鲁斯出版社(Ed. Larousse)，1913年。

 

(2)吉尔·富克龙(Gilles Fouqueron)，《圣马洛：两千年历史》(Saint Malo, Deux Mille Ans d’Histoire)，第2卷，第1432页，富克龙出版社(Editions Fouqueron)，1999年。

 

(3)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壮年的力量》(La force de l’âge)。

 

(4)玛蒂尔德·勒坎(Mathilde Lequin)，《让-保罗·萨特：自由的丑闻》(Jean-Paul Sartre, Le scandale de la Liberté)，《哲学杂志》，2011年11月23日在线发表。

 

(5)合著，《一具尸体》(Un Cadavre)，专用印刷所，巴黎，1924年。

 

(6)安妮·科恩-索拉尔(Annie Cohen-Solal)，《让-保罗·萨特 1905-1980》(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伽利玛出版社(Editions Gallimard)，第114页。

 

(7)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墓中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伽利玛出版社(Editions Gallimard)，1951年，第1卷，第1部，第2书，第7章，第84页。

 

(8)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墓中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第1卷，第1章。

 

(9)参见雷内·达利戈(René Daligault)，《废墟中的花》(Des fleurs dans les ruines)。

 

(10)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喜爱的一个变位字(anagramme)。

 

(11)伊夫·孔加(Yves Congar)，《一位神学家的日记》(Journal d’un Théologien)，Cerf出版社(Editions du Cerf)，2000年，第293页。

 

(12)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圣周四》(Jeudi Saint)，1961年3月，《新的札记》(Nouveau Bloc-Note)（1961-1964），第42页，弗拉马里翁出版社(Flammarion)，1968年。

 

(13)《卫报》(The Guardian)，2011年1月24日，星期一。

 

 

 

以下为本站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