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恺｜两个半小时的局外人

 

 

而最打动我的，是申老师把“局外人”讲到了我们每个人身上。他说，人本质上都是局外人。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世界，世界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别人，别人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Céline Hong/洪恺

 

 

 

 

在可爱街5号(5 rue Mignon)，巴黎正被热浪包围。

 

推开门，却发现里面的“申浪”压过了热浪。

 

小小的书店里坐得满满当当，都是来听申赋渔老师讲故事的人。

 

原本申老师只打算讲四十分钟。天气实在太热，怕大家坐不住。没想到话匣子一打开，就从加缪讲到夏多布里昂，从司汤达讲到萨特与波伏娃，从杜拉斯、圣埃克苏佩里、普鲁斯特，一路讲到马尔罗和加利玛出版社背后的故事。

 

讲文学，也讲写作；讲法国，也讲中国；讲书中的人物，也讲自己走过的人生。

 

不知不觉，四十分钟变成了两个半小时。

 

外面的气温越来越高，屋里的空气也越来越热。小书店里没有空调，只有几台电风扇慢悠悠地转着。

 

有人拿着扇子扇风，有人不停喝水，可没有人起身离开。

 

我听了申老师好几次课，早就想写。

 

可每次提起笔，又放下。

 

毕竟写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比讲一个故事难多了，总怕自己写着写着，就把申老师写成了简介，把故事写成了提纲。

 

这回借着巴黎的热浪，索性豁出去了，都热成这样了，总得干点平时不敢干的事。

 

申老师先讲加缪的第一部散文集《反与正》。他说，那是加缪全部作品的“泉眼”。

 

那里有早逝的父亲，有贫穷而沉默的母亲，有严厉的外祖母，有阿尔及利亚贫民区的阳光、海风、沉默和困顿。

 

明明是一家人，却人人都像站在自己的孤岛上。

 

后来我们读《局外人》，总觉得默尔索冷漠、疏离、不合群。可若把他放回加缪自己的童年里，便会发现，“局外人”并不是凭空写出来的。那种沉默，那种隔阂，那种不知如何表达悲伤与爱的方式，早已在他的生命里埋下了种子。

 

幸好，在加缪的生命里，出现过两位老师。

 

一位是小学老师路易·日耳曼，一位是后来影响他写作的让·格勒尼耶。

 

如果没有他们，也许这个世界上会少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作家。

 

申老师讲到这里时，我忽然觉得，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真像一扇半掩的门。如果有人从门前走过，轻轻推一把，一个贫民窟里的孩子，便可能走向文学，也走向世界。

 

而最打动我的，是申老师把“局外人”讲到了我们每个人身上。他说，人本质上都是局外人。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世界，世界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别人，别人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

 

这句话放在巴黎听，尤其有分量。

 

我们这些漂泊在异乡的人，总在谈融入。融入语言，融入社会，融入朋友圈，融入一个看似敞开、实则有无数隐形边界的世界。

 

可融入到最后，也许每个人心里仍有一小块地方，是无法翻译、无法解释、也无法被真正抵达的。

 

因为加缪真正想说的，不是放弃，而是既然世界荒诞，那就守住自己。

 

像西西弗推石头一样，石头明天还会滚下来。可人在下山的那一刻，仍然会感到幸福。

 

讲到这里，书店里安静得只剩下电风扇发出的风声。

 

外面的热浪还在继续。可没有人去看时间。

 

讲座临近结束时，申老师又把话题从文学拉回了写作。

 

他说，一个作家最终要形成自己的声音。

 

文学史上的大师们，从来不是互相复制出来的。

 

加缪有加缪的冷峻，夏多布里昂有夏多布里昂的宏阔，司汤达有司汤达的敏锐。阅读他们，不是为了模仿他们，而是为了借他们的眼睛，看见更大的世界。

 

一个作家读得越多，站得越高。

 

因为他的背后，不再只有自己，而是站着一整座文学的山脉。

 

申老师谈到自己刚完成的新书《盛宴将尽》。

 

他说，这一次尝试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融合在一起，让叙述者既身在故事之中，又能站在故事之外回望。

 

听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为什么申老师总能把故事讲得那么动人。

 

因为他始终在寻找一种距离。

 

离人物太远，只剩下历史。

 

离人物太近，又容易失去观察。

 

而好的写作，恰恰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讲座结束的时候，热浪还没有退去，人们却迟迟不愿离开。我想，我们留恋的或许不只是那些文学故事。

 

而是一个人经过漫长阅读、思考与写作之后，对世界形成的理解。

 

承认荒诞，接受孤独，保持行动。

 

然后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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