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哲学家孔特-斯蓬维尔：“当人们明白人是要死的时候，生命就变得更为珍贵“

 

[本文首发于2020年4月24日。

“法兰西360”微信公众号在发表后不到一天便遭“封杀”，原因至今不明。“法兰西360”网站上的本文则于今年3月在一次OVH大火中与网站老服务器一起化为灰烬。

值此“法兰西360”网站新生之际，重读这一一年前的“旧文”，在此疫情全球大流行尚未显现尽头的今天，觉得孔特-斯蓬维尔一年以前的观点放在今天的背景之下，对于恰如其分地认识与对待新冠病毒，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特此重新发布，与读者朋友们分享，并期盼疫情末日尽早到来。] 

在法国著名哲学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看来，Covid-19新冠病毒危机至少有三个积极意义：

 

首先是团结互助的重要性：保护自己，也就是保护别人，反之亦然；

其次是自由的乐趣：当走出这一事实上是“软禁”的禁闭的时候，将是多么的快乐！

 

最后是对生命的热爱：当人们明白人是要死的时候，生命就变得更为珍贵。

 

因此，新冠病毒应可以促使我们活得更加充实、更加清醒，甚至更加幸福……

 

 

 

 

 

作者 ｜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André Compte-Sponville)

 

文/译者 ｜儒思忧｜© 法兰西360

 

前几天，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第一篇访谈的中文译稿“我不会为了健康而牺牲我的自由！”分别在“法兰西360”网站(新站链接：https://www.falanxi360.com/article/7086/)和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Sfdspuu2UfpfsOTNuWX9Fw)发布后，受到了读者朋友们意想不到的欢迎，截至今天(2020年4月24日)上午，网站文章的点击量达到2737次，公众号文章的阅读量更是出乎意料，超过了3万，达到31719次，成为本公号仅次于另一篇89303次的第二高阅读量记录。读者朋友们还留下了60多条评论留言，表达了对孔特-斯蓬维尔观点的看法。

 

从不少留言中可以看出，也许是由于访谈体裁或编辑的原因，孔特-斯蓬维尔的某些想法似乎没有充分说明和展开，再加上译者的背景介绍或评论也不足，使得不少留言显露出对他的思想的很多误解。

 

因此，想利用第二篇采访稿中文译文发表的机会，对孔特-斯蓬维尔访谈涉及的某些概念以及法国抗疫的大致背景作一简单的交待，以便于读者朋友们分析理解。

 

第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自由”的概念。孔特-斯蓬维尔在“不会为了健康而牺牲我的自由”中谈及的“自由”，恐怕不是象有些读者朋友所理解的那样，不是“为所欲为”或“感染别人的自由”；因为，首先，在法国或其它主张“自由”的国家，“自由”的含义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人”跟“我”一样，具有同样的“自由”，“我的自由”是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由为前提和界限；因而，在社会生活中恰恰就不可能或很少可能发生那种读者朋友所担心的情况，即，由于“我”在疫情期间行使“我的自由”而危及“他人”，导致他人被感染; 也就是“自由”并不一定导致“自私自利”……

 

当然，“自由”是一个很大、也很复杂的话题，这儿只是提醒，作为哲学家，孔特-斯蓬维尔谈到的“自由”是完全超越某些读者朋友所谈及的这些狭隘的“自由”概念的；与其说他想在疫情禁闭期间贪图自己个人的“一时之快乐”而不顾他人的健康安危，还不如说，他是站在另一个高度，提醒法国当政者，不能以“卫生正确/sanitairement correct”为由，过分、不成比例地限制和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个人“自由”……；这恐怕才是孔特-斯蓬维尔的本意。

 

关于“自由”，康德也曾说过：“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也许可以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完整地理解“自由”的含义。

 

第二个应当说明的，是孔特-斯蓬维尔关于老人的想法。有读者朋友以为，孔特-斯蓬维尔是主张为了年轻人的利益而放弃、甚至牺牲感染新冠病的老人。这也完全是一个误解。

 

简单地说，在法国社会里，无论对于普通民众、对于媒体和舆论，还是对于政府当局，在任何人为或自然灾难中，只要死一个人，这个死者就是多余的。这里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生命的绝对尊重。在法国，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只要有一个法国人作为人质或军人警察在履行职责中遇难，有时甚至只是一个著名作家或文化人去世，总统都会亲自出席葬礼致悼词……；在这样一种尊重生命的背景之下，主张放弃对得新冠老人的治疗，任其自然死去是无论如何都不可想象的事；不要说一般人不会这么想，而对于医生来说，这更是绝对违反医德和任何道德准则的事；所以，这绝对不可能是孔特-斯蓬维尔的本意。

 

孔特-斯蓬维尔在访谈中之所以拿年轻人处境与老年新冠患者作对照，那是因为他想提醒法国的当政者：尽管新冠疫情是眼下的当务之急，但作为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在制定决策时应该注意采取措施的“适当性”和“平衡”，不能落入“卫生正确”的陷阱，为了迎合舆论或民意，过分地强调新冠疫情投入而忽略其它同样重要的社会或经济问题的解决。

 

第三点值得说明的是，为什么孔特-斯蓬维尔敢说他“不害怕”新冠病毒，而“老年痴呆症”更使他恐惧？哲学家在这儿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基于到目前为止医学和科学界对新冠病毒逐渐丰富的知识和法国的基本疫情才作出的一种个人的理性判断。

 

比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便我感染了它，我还有95%的机会逃过它，为什么我要害怕呢？”

 

他的这一说法也可以用中国抗疫专家张文宏医生提供的数据作印证。张医生在最近一个讲座视频里提到，在100个轻症病人中，有15人会转成需要住院的重症；其中5人还可能转成需要抢救并可能死亡的危症。这大概是指感染后有症状的病人的情况。按照法国医院目前的数据看，进入抢救室的危症病人的获救概率大概是50%。这也就意味着，100个有症状感染者的死亡率是2.5%左右。

 

然而，研究界现在已经确认，在被感染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是无症状带毒者。这就意味着，如果把被感染的无症状带毒者也纳入新冠病毒致死率的基数的话，它的致死率自然还会更低。

 

比如，按照法国政府公布的截至2020年4月23日傍晚的统计数据，法国通过PCR检测确诊人数：120 804人；死亡人数21 856人；假如以这120 804位PCR检测确诊人数为基数计算致死率，那就是18.1%，当然是极其可怕。

 

然而，实际上，连法国政府卫生部卫生总局局长自己也承认，公布的这一“确诊数据”毫无意义，因为它只是受检测人数中的确诊病例；而法国到目前为止，受检测的人数极其有限；这就意味着，只要检测数量增加，确诊人数也必然随之增加；而法国实际上被感染的人数一定远远超过公布的确诊人数。

 

法国巴斯德研究院2020年4月21日发表了一份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等机构联合作出的数据整合研究，它通过数学模型工具模拟分析，得出的结果显示，至今为止，法国已经有将近6%人口—也即大约402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假如以这402万人作基数，那么法国新冠病毒的致死率约为0.5%(80岁以上人口为13%) ；据这一研究，法国新冠病毒感染人群的住院风险率为2.6%，而80岁以上男性感染者的住院风险率则是31%。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新冠病毒虽然传染性很强，但它到目前为止的致死率还是属于相对有限(当然还是高于流感病毒)，随着临床医学和治疗方案及疫苗和特效药物的发明，这一致死率还是有被改善和降低的可能。

 

正是这样一些基本事实使得孔特-斯蓬维尔敢于作出自己的判断，不仅认为自己“不害怕”新冠病毒，而且提醒法国舆论与当政者：新冠抗疫固然紧急和重要，但是应当保持理智清醒，不要过分夸大它的危害和对它的集体恐惧，而应当把新冠抗疫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避免在“卫生正确”意识形态的劫持下，只顾抗疫而忽略了其它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这才是孔特-斯蓬维尔在访谈中表达的观点的真正意义。

 

在这儿，与其说孔特-斯蓬维尔在宣扬主张面对疫情时的个人“为所欲为”的自由，还不如说他是在表达一种忧虑和担心，特别是担心当政者有可能以“卫生正确”为由，侵犯个人和公共自由，实行变相的专制式管理。

 

也正因为出于这样的一种担忧，孔特-斯蓬维尔在2020年4月18日回答比利时《回声报/L’Echo》记者西蒙·布伦佛(Simon Brunfaut)采访时，毫不含糊地表示：“我情愿在一个自由国度感染Covid-19新冠病毒，也不愿在一种专制体制下安然无恙”。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特-斯蓬维尔也是一个“吹哨人”：他在提醒法国人，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面对疫情和前景未卜的社会大变迁，人们需要格外的警惕……

 

这也是我们译介孔特-斯蓬维尔这两个最新访谈的目的所在。

 

(文/儒思忧)

 

 

 

下面是比利时《回声报/L’Echo》2020年4月18日星期六发布的该报记者西蒙·布伦佛(Simon Brunfaut)对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采访稿的译文 ；《回声报/L’Echo》的原标题为：孔特–斯蓬维尔：“我情愿在一个自由国度感染Covid-19新冠病毒，也不愿在一种专制体制下安然无恙/J’aime mieux attraper le Covid-19 dans un pays libre qu’y échapper dans un Etat totalitaire”

 

 

《回声报》：1968年流感—也叫“香港流感”—导致近100万人死亡，人们几乎漠然置之。为什么50年后面对新冠病毒威胁，各国社会的反应会如此截然不同？

 

孔特-斯蓬维尔：1957年至1958年的所谓“亚洲流感”死的人数还更多，但所有人都早已忘记。为什么有这种待遇上的差别？我觉得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是全球化，媒体层面的全球化：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实时得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信息，例如，中国或美国、意大利或比利时每天的死亡人数，等等；其次是新鲜事物和它所引起的“认识偏差(biais cognitif)” ：Covid-19新冠病毒病是一种新的疾病，并因此令人担忧，也更加令人惊讶；最后是一种对死亡的排斥；这种排斥使得死亡—当它向我们招手时—变得更加不能被接受。

 

《回声报》：我们与死亡的关系是不是变了？死亡在今天是不是已变得不可接受？

 

孔特-斯蓬维尔：死亡历来是不可接受的，但由于人们对死亡的思考愈来愈少，所以，一旦死亡接近时，也就对它愈来愈恐惧。这一切显得好像是媒体发现了我们都是会死的人！如你们所说的独家新闻！全世界所有电视频道每天晚上都要为我们统计Covid-19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法国当下是14000人，比利时是4000多人……；死的人很多，太多了。这很惨。但是，是不是需要提醒：法国每年要死60万人？比如，还是在法国，癌症每年杀死15万人，其中包括数千名儿童和青少年？为什么我需要对这14000名平均年龄为81岁的新冠病毒病死者比对这60万其它病的死者表示更多的哀悼？我在这儿还只是给您谈法国。在世界范围，情况就更糟。营养不善每年导致900万人死亡，其中300百万儿童。当然这不妨碍Covid-19新冠病毒成为一个重大卫生危机，并有必要实行禁闭。但是，这并不构成一个只谈论这件事的理由，就像最近一个月以来所有电视所做的那样，也不应该成为每天“怕到肚子疼(avoir lapeur au ventre)”的理由，就像我这几天听到过不知多少次的那样。有一位记者甚至还问我—我向您保证这是真事—这是不是世界末日！您发现了吗？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致死率约在1%或2%的疾病(也许更低，假如把没有被检测诊断的病例也包括在内的话)，而有人却跟您谈起了世界末日。

 

《回声报》：马克龙在他最近一次电话讲话中提到“健康是优先任务”。健康是不是成了我们各种社会的绝对价值？

 

孔特-斯蓬维尔：哎，是的！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危险。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泛医学主义(pan-médicalisme)”，即把健康(而不再是正义、爱情或自由)变成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交托给医学的，已不仅仅是我们的健康—这倒是正常的—，而且还有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社会的管理。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医学是一件大事，但它不能取代政治、道德，也无法替代心智精神(spiritualité)。您看看电视新闻：人们看到的已只是医生。我们要感谢他们出色的工作和他们所冒的风险。但是，专家的职能是为民众和民选官员们阐明事理，而不是掌权执政。治疗我们社会的病痛，我更指望政治而非医学。对于指导我的生活，与其依靠我的医生，还不如靠我自己。优先事务中的优先，在我看来，是年轻人。我们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院系统。但谁敢说我们有最好的学校？谁又敢说我们的年轻失业者人数最少？

 

《回声报》：这次危机是否暴露了我们的限度和我们的脆弱性？

 

孔特-斯蓬维尔：限度和脆弱性本来就属于我们的处境。没有人忘了这一点，也许是除了某些记者……如果他们重新变得清醒，那当然最好不过！

 

《回声报》：这次瘟疫把我们推到一个未知数之前。我们是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学会在不确定性之下生活？

 

孔特-斯蓬维尔：生活便足够了。不确定历来是我们的命运。

 

《回声报》：关于这次疫情，有人说这是一种“自然的报复”。在您看来，它是不是人类与其环境深度失衡的某种征兆？

 

孔特-斯蓬维尔：说是“自然的复仇”，那是一种迷信的愚蠢。但是，说人类与其环境之间存在一种深度失衡，倒是再也真实不过。这同时体现在人口过密(surpopulation)—我们的孩子不再在低龄时死去，对此人们当然毫无怨言—和工业革命两个方面；由于工业革命，饥饿已在我们这些国家消失，在世界上也已大幅度后退，对此人们再次毫无怨言；但是，这两个事实的并列却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问题。气候变暖导致的死亡人数将远远超过Covid-19新冠病毒！

 

《回声报》：由于这次危机的全球特性，它是不是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全球化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您看来，它会不会导致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孔特-斯蓬维尔：对我来说，让我感到吃惊的，首先是全世界科学家的出色合作以及他们取得的快速进步，比如，找到病毒的基因编码和寻找一种疫苗和治疗方案。并不是全球化制造了病毒。14世纪的黑色瘟疫导致了一半欧洲人口的灭亡，那时跟全球化毫无关系。相反，这次危机教会我们的是，把维持我们健康所最需要的工业委托给别的国家—例如中国—是危险的。这是应当吸取的教训！

 

《回声报》：有些人发声批评封锁经济，认为这种封锁可能造成极大损害，甚至可能超过Covid-19新冠病毒本身的危害……；对此您怎么看？

 

孔特-斯蓬维尔：我同意这一观点，而这也是令我感到恐惧的。我担心我孩子们的职业前景更甚于我自己已近70岁老人的健康。因为Covid-19新冠病毒和禁闭，法国将计划安排1000亿欧元的额外开支。对此我并不反对。但是，将由谁来负责支付？我们的债务将由谁来偿还？是我们的子女，如同往常……。一想到这个我就想哭。

 

《回声报》：这一危机对我们的自由是否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孔特-斯蓬维尔：禁闭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对自由的最高程度限制；和所有人一样，我也急于走出禁闭。从长远讲，不能接受为了健康而牺牲自由。与其在一种专制制度下无病无恙，我更愿意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感染上Covid-19新冠病毒！

 

《回声报》：关于危机后的世界，有人主张恢复正常，复归从前世界，而另一些人则预言一个新世界……

 

孔特-斯蓬维尔：先前的世界永不会再来。可以尝试着回到1970年代……；但反过来说，也不见得会一切从零重新开始。历史从来不会是一张白纸。那些认为将一切如常的人错了；而那些以为一切都将改变的人也错了。

 

《回声报》：人们可以看到团结互助运动得到发展，尤其是针对年长者，同时也对医护人员和一些通常被贬低的职业给予了更高的承认。这些利他主义行为能否自然持续？还是应当给予一种政治和法律框架，以便使得它们能够长期存在？

 

孔特-斯蓬维尔：利他主义(altruisme)并非始于昨天。利己主义(égoïsme)也一样。它们两者将会共存，就像20万年以来它们所作的那样。所以，是的，与其指望美好情怀(bons sentiments)，我们还不如依靠政治和法律。至于我们的年长者(aînés)，他们的问题并非始于Covid-19新冠病毒。您是不是已经见过一家EHPAD(失能老人休养院)？尽管护理人员的工作非常出色，但还是有这么多老人“惨不忍睹”！抱歉，我这样说不很“卫生正确(sanitairement correct)”。在法国，每年都有22万5千人得老年痴呆症(Alzheimer)，假如禁闭控制有效的话，这数字也许就是Covid-19新冠病人的十倍。对我个人来说，我情愿感染Covid-19新冠病毒，甚至死于新冠病毒，也不愿得老年痴呆症！

 

《回声报》：禁闭是不是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思考的恰当时机？哲学能够如何帮助我们度过这一时期？

 

孔特-斯蓬维尔：任何时候都是进行哲学思考的恰当时机。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的方式，是促使我们思考、拉开距离看待事物(prendre du recul)，使我们既不被情绪(émotions)—比如害怕—所左右，也不受“政治正确(politiquement correct)”的控制。

 

《回声报》：从这次危机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积极的教训？

 

孔特-斯蓬维尔：我觉得有三点。首先是团结互助(solidarité)的重要性：保护自己，也就是保护别人，反之亦然；其次是自由的乐趣：当走出这一事实上是“软禁”的禁闭的时候，将是多么的快乐！最后是对生命的热爱；当人们明白人是要死的时候，生命就变得更为珍贵。(法国作家)纪德曾用一个一直让我吃惊的句子表达了这一意思：“一种对死亡不够经常的思考不会给予你生命最细小的时刻足够的价值(Une pas assez constante pensée de la mort n’a donné pas assez de prix au plus petit instant de ta vie)”。Covid-19新冠病毒使我们比平常更想到死亡，它应可以促使我们活得更加充实、更加清醒，甚至—当它被征服时—更加幸福。

 

 

 

资料来源/Source :

 

比利时《回声报/L’Echo》2020年4月18日星期六发布的访谈稿法文原文链接：

Interview de Simon Brunfaut, L’écho (Belgique) du samedi18/04/2020 ::

 

https://www.lecho.be/dossiers/coronavirus/andre-comte-sponville-j-aime-mieux-attraper-le-covid-19-dans-un-pays-libre-qu-y-echapper-dans-un-etat-totalitaire/10221597.html?fbclid=IwAR3B8AnQJkK6mfERbchu40FjYsxN3uHcK2GrWSw3olc5vbSm4ZTFwcHGOAA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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