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爷论酒] 法国的黄酒

法国侏罗的黄酒近年突然火了起来，价格一路飚升，去年在圣毛赫的拍卖会上，一批批黄酒被高价买走……

一提黄酒便特别亲切，我们家乡的老辈文人都是饮黄酒的能手，一喝上几坛黄酒便文思如涌……

作者 ｜蒋山青 ｜© 法兰西360

在法国和瑞士的边境有片山脉叫侏罗山，也有译成汝拉山的，此地盛产黄酒，不似我们浙江的绍兴酒，只是闻起来香气接近，一喝就明显不同，略淡而轻，有些酒庄的黄酒具有超强的陈年特点，在过程中会衍变有芹菜或者焦糖的各种复杂的香气和味道，劲道有如威斯忌，一瓶下去必醉无疑。葡萄做的黄酒和糯米酿的黄酒有着本质上区别，绍兴酒温和柔绵，缓慢的酒劲随着时间拉长会令人酣畅无比。

谁料侏罗的黄酒近年突然火了起来，价格一路飚升，去年在圣毛赫的拍卖会上，一批批黄酒被高价买走。上千欧元的老黄酒多人抢。我也不想落空，出手竞价，一超过两百欧的，我的手臂就软了下来，再没有往上举的力气了。

法国的老先生在我看来都是懂点酒的，他们力荐黄酒一定是有道理。就看老黄酒的价格都比基本的红酒价高这点就不用怀疑，况且一提黄酒便特别亲切，我们家乡的老辈文人都是饮黄酒的能手，一喝上几坛黄酒便文思如涌。在民国所谓的新文学时期，浙江籍作家几乎占据全国的一半之多。那时候，鲁迅、茅盾、丰子恺等多数文人居住上海，上海就是一个喝酒的好地方。他们不会去找法国红酒喝，因为运输靠船太不容易，更不可能像现在的官僚每餐必喝茅台，通常喝的就是江浙沪最熟悉不过的绍兴酒。

我老师钱君匋先生出道很早，年轻时就为鲁迅、陈望道、巴金这批作家的书籍画封面，也时常聚会喝酒，每顿饭都是几十斤这样喝酒。以前十六两制，半斤等于八两。一个人喝五六斤那是平常的事。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期间我常陪老先生出游广东肇庆、深圳、珠海、澳门等地。那个时候他已经八九十岁不能喝了，回忆起来最好的喝酒年华正是和鲁迅这帮作家相处的时候，我问这帮人里谁酒量最了得，老先生突口而出：“郑振铎！他一个人能喝十三斤，甚至一直喝两三天都不离席！”。想起来郑振铎先生身材高大而壮，想必酒精按面积分摊也此小个的如郁达夫这样的強多了。

1989年的时候我还在上海，某天中午，我去重庆南路接了钱老到他家隔壁复兴中路的地方，再接上王映霞老人。那是他们在郁达夫饭局上挥别之后六十年来第一次见面。他们都是上海文史馆馆员，前一天都还去文史馆打什么针，见面也不相识，简直不敢相信，小蒋(作者)这样安排。确实我事先没说就是让他们有个惊喜。王映霞女士是郁达夫的第二任妻子，是轰动一时的郁达夫《毁家诗记》的主角。我安排在老西门的一家叫“南园”的餐馆，还请了上海博物馆的承名世老先生，上海博物馆的两件镇馆之宝《孙威高逸图》和朱元璋的两封军通令正是因他的发见才扬名，还有上海书店《文讯》主编胥小姐，那时候我是她们杂志的撰稿人，另外还约了在附近上班的我的父亲。

席上，钱老回忆以前，一口一个“达夫如何如何”，因为实在相熟；王映霞老人则说起和鲁迅的两次饭局，一次林语堂在，一次是和北新书局老板李晓峰，都是喝着喝着就开骂，痛斥林不是好东西，李晓峰是因为拖欠稿费，郁达夫在一旁作和事佬，骂到后来干脆把酒桌也掀了，映霞老人感慨地总结一句话，就是鲁迅脾气太大。

饭后钱老回去午觉，我父亲去上班，王映霞老人兴致很好，我们余下四个人又去上海植物园走了一圈。

都是喝黄酒之故，我倒认为，鲁迅文好脾气大点也应该，就怕文不行还脾气大。余生也晚，早生一甲子或许就能陪鲁迅、郁达夫们喝酒了，兴许亲见掀桌子的场景，即便这样，隔几十年听听故事也是神往。现在我只能和鲁迅先生的孙子周令飞喝喝酒，在香港、澳门、上海、北京甚至苏北一个县城，总之见面便是喝酒。去年春节在台北，他动了一个小手术，医生关照他不能喝酒，尽管他很愿意跑出来陪我在一旁喝点什么，反正他遵医嘱而未能赴席，我则跟其他从来没有读过鲁迅书的台湾人喝了起来。

法国黄酒完全不同于绍兴加饭、花雕、太雕什么，仅是黄酒之名，在饮酒的好年纪可以喝出豪情喝出壮志或入睡有经历战场成为英雄的好梦而已，是不是适合文人，保证下笔有神不知道。也不能随便下结论，等哪天尝遍了各个村庄的黄酒，或者听听各路追捧法国黄酒的神仙怎么说道，看法可能会改变，那一定又是另一篇文章。